全民族抗戰的烽火早已遠去，但關于這場戰爭，總有一些自稱“歷史真相”的謠言在網絡上流傳。前些年最流行的謠言是關于國共兩黨在抗戰中的犧牲問題，但這種把“犧牲大”等同于“貢獻大”的說法在邏輯上根本站不住腳。于是謠言制造者們開始轉變方向，今年流行的一則流言聲稱，抗戰中共產黨抗日武裝僅僅擊斃了851名日軍，言之鑿鑿，有零有整。有媒體甚至還拿出這個數字來“詰問”政府發言人，令人不由感到憤慨。幸好歷史自己是會說話的，讓我們通過抗戰中的一個“特殊”戰果——日軍俘虜，借以管窺抗戰中敵后與正面戰場抗戰的不同特點。日本俘虜怎么就這么難抓？

這是二戰中曾與日軍交戰的中蘇美等國共同感受。各國史料中，日軍寧死不當俘虜的記載屢見不鮮，而各國的影視作品中，也常見日軍攻擊對自己施救的救護人員等不人道行為，在喪失作戰能力或認為戰局無望時，日軍甚至會進行有組織或無組織的“自裁”。一般而言，士兵被生俘，有下面幾種可能：

1.主動投降，在戰局無望時，由指揮官下達命令成建制主動投降，或者單兵喪失斗志、反對自己部隊的觀念或行為，因而投降或者向敵方主動投誠。

2.因為受傷或失去戰斗能力，與部隊失散，在抵抗失敗后被俘。

3.被對方在戰斗中制服——俗稱“抓舌頭”。

在中國戰場上，由于抗日武裝都缺乏重武器，很難看到在太平洋戰場上常見的重武器震暈失能被俘的日軍;同時日軍通常能在戰場上占上風，顯然有更多的機會進行救護和后送，即使被擊潰，日軍部隊放棄的傷兵也往往拼死抵抗，甚至自殺避免被俘。當時國民黨軍的軍事素質差，主動性差，很少實施抓舌頭行動，而在敵后戰場，敵強我弱的態勢更加明顯，抓舌頭通常得不償失。因此總體來說，日軍被俘的概率是很低的。究竟國共兩軍各自俘獲了多少日軍？正是由于上面說到的幾個原因，再加上國民黨軍本身的組織混亂，今日我們連“國軍”精確的俘虜統計數字都很難找到，筆者搜集到的數字大概如下：國軍俘虜的首批日軍是在1938年的臺兒莊戰役期間，但并未提及具體人數。據曾參與日俘管理工作的鹿地亙(日本左翼作家)說，“在1938年的臺兒莊、徐州戰役中聽說抓住了大批俘虜，而此前在戰場上幾乎沒有多少俘虜。在武漢戰役開始后，多少見到了陸上的俘虜。”

1、第一日本俘虜收容所成立在西安，1939年6月遷到寶雞縣。從1939年起到抗戰勝利，第一日本俘虜收容所共接收“日本戰俘500余人”。該收容所收容的俘虜中包括“八路軍俘虜的日本兵”——抗戰的前期到1939年以前，八路軍沒有形成戰俘管理制度，俘虜的很多日本兵轉送到了這里。另外該俘虜收容所有一些戰俘是日軍飛行員，是空襲大后方被擊落后俘虜的。

2、第二日本俘虜收容所始建常德，再遷長沙，隨戰事的發展，后設在貴州鎮遠縣(有分所設在重慶劉家灣)，1944年2月日軍占領獨山后，又遷到重慶鹿角場。根據資料，第二日本俘虜收容所的日本戰俘“通常是500余人，最多時達到700余人”。但是其中既有日本軍人，也有俘獲的日軍家屬，日本慰安婦以及替日軍服務的商人、夫役等。

到目前為止，有據可查的國民黨方面有關日軍俘虜的數字統計也就是這些了，“國軍”只有這兩個收容所。從1937年到抗戰結束，關押的日軍俘虜(包括1939年以前八路軍轉送的)，包括日軍家屬、慰安婦、商人等非戰斗人員在內，共計大約1200名左右。此外，滇緬之戰中，根據國民黨方面公布的資料宣稱：中國駐印軍和中國遠征軍共俘虜647名日軍;湘西會戰俘虜247名日軍。在這里我們且完全相信上述數據，不考慮可能存在的夸大情況。把這些數字和兩個戰俘收容所的數字加在一起，并把家屬、慰安婦、日本商人等非戰斗人員、八路軍轉送的日軍俘虜統一計算，“國軍”方面在抗戰中抓獲的日本俘虜總共為2094人。

“國軍”的俘虜數據與日本史料中統計的數據較為接近。根據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岡村寧次回憶錄》第99頁：投降后，“中國政府方面和共軍方面(極少數)移交的俘虜，1946年5月末的數字為：陸軍1212名，海軍40名，商民106名，共計1358名。另外，從延安返回日本的戰俘約300人，200余名俘虜死在國方戰俘營中。”以上各項數字相加共1858人。而岡村僅僅計算了被俘的日軍士兵，沒有包括隨軍家屬、役夫，以及為數不少的韓國人、臺灣人和琉球人。還有一些日俘被提前釋放或加入八路軍，也未被岡村寧次統計到日軍戰俘數中去。“國軍”方面情況如此，那么“共軍”如何呢？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斗總覽》第865頁，在敵后戰場最困難的1941年6月到1942年5月，我軍俘虜442名日軍。自1937年9月八路軍686團參謀長陳士榘捉住第一名日軍俘虜后，各年份統計數字如下：1937年9月-1938年6月：俘虜124人;1938年6月-1941年5月： 俘虜1771人;1941年6月-1942年5月：俘虜442人;1942年6月-1943年5月： 俘虜428人;1943年6月-1944年5月：俘虜519人;1944年5月-1945年5月： 俘虜773人。1945年6月-1945年10月11日：俘虜2156人(包括拒絕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被擊潰后俘虜的日軍，)。總計6213人。是國民黨軍俘虜日軍人數的三倍。

我們再比較一下國共兩軍俘獲日軍軍官的情況來看。“國軍”抓獲的日軍最高級別軍官是中隊長(相當于連級軍官)，共有2人：13師團的“宣撫班”成員長谷川敏三;日軍獨立山炮第2聯隊第5中隊中隊長松野榮吉。而共產黨抗日武裝俘虜的日軍中，有3名大隊長(相當于營級軍官)：日軍獨立步兵警備第六十五大隊大隊長柴山茂;日軍獨立混成第90旅團步兵第626大隊大隊長巖崎學;日軍47師團步兵131聯隊第1大隊大隊長山谷悅二郎。

這其中，柴山茂是中國戰場在1945年8月15日前俘虜的唯一一名大隊長級指揮官。另兩名則是因日本投降后拒絕繳械而被俘虜。這位柴山茂大隊長被俘的經過很有戲劇性。根據他自己的回憶(來源見柴山茂的回憶錄《思い手》;日軍原獨混第五旅團戰友會發行的《昭和38年獨立第十九大隊結隊祭紀念集》(其中有柴山的回憶講演《迫降在八路軍中》);以及桑島節郎(在世)的《華北戰記》)：他奉命離開煙臺前往威海參加軍事會議，因交通已被八路軍斷絕，所以乘陸軍航空兵的一架戰術偵察機前往威海。在飛行途中因為高度較低，遭到八路軍地面部隊射擊，發動機被打壞，被迫迫降，結果被八路軍俘獲。值得重點指出的是，另有746名日軍主動向共產黨抗日武裝投誠。這對于以“死硬”著稱的日軍中簡直不可思議。

1940年9月，產業工人出身的日軍士兵坂谷義次郎，不堪忍受日軍官兵對中國人的槍殺、搶掠和強奸，率先向新四軍投誠，后來他犧牲在抗日戰場;在他之后，南通匯龍鎮有14名日軍士兵向新四軍投誠;日軍炮兵豐川秀雄等兩人，攜帶步槍和手槍向新四軍投誠;日軍山本師團822部隊兵長渡邊和其妻子一同向新四軍投誠;日軍軍曹田井達三和上等兵中孝次郎等3人，攜帶步槍3支、子彈300發、指揮刀一把，向新四軍投誠;日軍憲兵伊山志雄的父親、哥哥被強迫征兵后戰死，嫂子和妹妹又被強迫送到中國戰場當軍妓，受盡凌辱，伊山志雄滿腔悲憤地向新四軍投誠;日軍童山部隊中的6名朝鮮籍士兵向新四軍投誠;駐守南京的18名日軍士兵，準備集體向新四軍投誠，后因消息走漏，被日軍抓回，6人被判死刑，12人被判5年以上徒刑;巢湖縣日軍一個小隊20余人，在小隊長川井一太郎的率領下起義，參加了新四軍，與新四軍并肩抗日。

而被俘后加入八路軍的小林寬澄，至今仍然以參加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為一生的驕傲。而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戰爭中日本“反戰同盟”有34人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獻出了生命，他們是：寺澤吉藏、今野博、安藤清、淺野清、黑田嗣、鈴木宏、松野覺、森增太郎、大野靜夫、后藤勇、坂谷義次郎、松田、田鈿恙、吉田武、福岡留、宮川戶吉、中西勉、中川秋夫、戶田益、高木敏雄、原廣見、小林春夫、青木定夫、中山正、初田清太郎、浜田真實、砂原利男、佐野甚七、與津、富田、紺野、宮崎、田中實、吉圣次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