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汨羅淵中波濤動，巫山峰旁亂云飛。混濁之世我獨立，義憤燃燒血潮涌……權貴只曉傲門第，憂國此中真乏人。豪閥但知夸積富，社稷彼心何嘗思……”

1936年2月26日，1400名日軍官兵唱著這首自比屈原的《昭和維新之歌》，由一群尉級軍官帶領，在東京市內橫沖直撞，以“昭和維新”和“尊皇討奸”為目標，分頭襲擊了首相岡田啟介、侍從長鈴木貫太郎、內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等政要，史稱二?二六事件。

最暴力的場面出現(xiàn)在海軍大家齋藤實的家里，齋藤的妻子春子擋在了他身前，士兵亂槍擊發(fā)，在齋藤的身上留下了40多顆子彈，擋在前面的春子卻奇跡般地幸免，一直活到了1971年。死得最慘的是陸軍教育總監(jiān)渡邊錠太郎大將，老頭毫不含糊地與自己的下級拔槍對射，腳上的肉都被機關槍掃到了墻上，可見政變士兵真把“清君側”當階級矛盾處理了。

事后，兵變在昭和天皇的強硬要求下被鎮(zhèn)壓，主謀軍官一律死刑，然而，日本走向“軍部”主導的軍國主義的進程卻大大加快了，看起來好像歷史開了個玩笑。

為什么呢？

當我們從100年后回望那個時代，就會發(fā)現(xiàn)，明治天皇留給兒孫的日本國，根本不是什么平安喜樂的“王道樂土”。

二?二六兵變中由步兵大尉野中四郎領銜的《蹶起趣意書》直言：

“頃來，私心私欲不顧民生與繁榮之徒簇出，致使帝國主權大遭蹂躪，國民生靈涂炭，痛苦呻吟，目前日本國家遭遇如許困難問題，實皆由此而來。一班元老、重臣、軍閥、財閥、官僚、政黨均為破壞國體之元兇。”

在中國人看來，這樣的言論簡直不可理喻，剛剛發(fā)動過“九?一八”的日本鬼子還民生涂炭、痛苦呻吟？

明治時代日本橫濱的妓女，在明治時代到大正時代中期，即1870年—1920年之間，日本有不少年輕婦女背井離鄉(xiāng)，漂泊到海外賣身謀生，她們的足跡北至俄羅斯的西伯利亞、中國大陸，南到東南亞各國，甚至有人到達印度、非洲。電影《望鄉(xiāng)》就是描寫的這一段歷史。

民國時人陳伯熙曾經寫道：

“當光緒初年，外白渡橋有所謂三盛摟者，東洋茶室也。執(zhí)役其中者均為彼邦二八妖姬，六寸圓趺不加束縛，高髻盤云，粉裝替雪，亦覺別饒豐韻。入其中者納資一二角，則春浮螺碧，板拍牙紅，索笑調情，了無慍意，若輸英蚨二翼，不難真?zhèn)€銷魂。故少年尋芳者趨之若鶩，繼遍設英、法各租界，迨后彼邦國力日臻強盛，不欲留此污點于海外，由領事強迫回籍，前度劉郎不免有人面桃花之感矣。”

說的就是當時的東洋妓女在上海的情況，正是類似的“產業(yè)”，與無數“包身工”支撐的繅絲廠、紡織廠，撐起了日本的戰(zhàn)車，而虛火支撐下的現(xiàn)代化下面是痛苦呻吟的人民。

事實如何，可以參看當時的鬼子兵末松太平大尉(1963年回憶《我的昭和史》)的記錄：

“農村的貧困狀態(tài)還在繼續(xù)。‘滿洲事變’(編者注：九一八事變)發(fā)生時，青森第五聯(lián)隊送回戰(zhàn)死者的遺骨時，戰(zhàn)死者的親屬為了想得到撫恤金，在兵營門前演出了遺骨爭奪戰(zhàn)！其中也有的父母給出征的兒子寫信說：‘戰(zhàn)死之后用國家發(fā)給的錢來盡孝吧。’”

反觀上層階級，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的女婿福澤桃介通過股票發(fā)家成為在野黨議員，在一戰(zhàn)期間的議會發(fā)言中“說冒了”，抨擊日本郵船公司和執(zhí)政黨政友會的金權關系：

“窮人對富人的憎恨和不平是難免的，然而政府卻加以特別保護，如果聽任富者更富、貧者更貧的話，那么，恐怖或者應當忌諱不講的社會主義就會來了吧？”

執(zhí)政黨議員跳出來指責他誹謗應該蹲監(jiān)獄，福澤不甘示弱，拿出一張文書，大喊什么時間、什么人拿了多少錢，證據就在我手里，要看一看嗎？結果，執(zhí)政黨議員集體沉默，再不敢糾纏。

事實上呢，那只是一份日本瓦斯會社的考勤表……(來自劉三解的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