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底，受共產黨部隊敵后游擊戰的啟發和鼓勵，蔣介石考慮執行新的抗戰策略——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

蔣介石：“游擊戰重于正規戰”

1938年10月，蔣介石在武漢召開的高級將領緊急軍事會議上提出“吾人欲驅逐敵人，消滅敵人則必須利用游擊戰”。1938年11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南岳召開軍事會議。會上，蔣介石明確提出：“政治重于軍事，游擊戰重于正規戰。”并要求：全國部隊三分之一兵力配備在游擊區域，在敵軍的后方打游擊;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對敵抗戰;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訓。

為了盡快辦成此事，國民黨政府向中共中央打電報，請求派干部到訓練班擔任教官。中共中央研究決定，派出一個30多人的班子，對外稱“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即赴南岳。代表團由葉劍英擔任團長(后為李濤)。李濤在干部訓練班任政治教官，教授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及如何做群眾工作等課程。

1939年1月24日，國民政府成立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蔣介石親自擔任主任。學員來自各戰區部隊營長以上軍官和高級司令部的中級參謀人員，結業后回原部隊辦班訓練連、排長等基層軍事骨干，編組游擊隊，到敵人的側面和后方去開展游擊戰爭。

國民黨敵后抗日根據地戰績糟糕

在蔣介石對“游擊戰”的重視之下，最高峰時，敵后戰場的國民黨部隊達到了近60個師，再加上大量地方武裝，兵力接近100萬。

然而，國民黨部隊的戰績卻十分糟糕，在日軍的進攻下連連敗退、損兵折將。比如，中條山戰役，據日方統計，中國軍隊此役被俘3.5萬人，遺棄尸體約4.2萬具，日軍戰死僅679名，負傷2292名，傷亡不足中國軍隊的1/12。蔣介石稱此役為“抗戰史上最大之恥辱”。到1943年左右，國民黨在華北的敵后根據地基本上都丟掉了。

1944年6月22日，時任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在與中外記者參觀團談話時說：“總計開到華北、華中敵后戰場的國民黨軍隊，原來不下100萬，由于政策錯誤和受不了艱苦磨煉，絕大部分被敵人消滅或投降了敵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為數甚少。”堅持在敵后的總共不過2萬至3萬人。數十萬國軍先后投降當了偽軍。

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與國民黨領導下的根據地何以如此大相徑庭

相反，中共領導下的敵后根據地，卻從只有不過150萬人口的陜甘寧邊區迅速擴展到10多個省;武裝力量也從最初的數萬人，發展到近百萬。同樣是開展敵后游擊戰，同樣是經營敵后抗日根據地，何以如此大相徑庭？

對于打好游擊戰，共產黨、國民黨的高級將領都有過論述。朱德在抗戰初期的《論抗日游擊戰爭》一文中指出：“抗日游擊戰爭主要的是政治戰爭。”“政治戰爭的要點，第一，在整頓內部，除去內部隊員中不正確的觀念和壞的習慣行為，求得游擊隊本身鋼鐵一般的團結，無論如何不會瓦解，任何的風浪都能經得住，吃得起……政治戰爭的第二個要點，是以群眾為堡壘，把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政治戰爭的第三個要點，是瓦解敵軍。”白崇禧也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有人認為打游擊乃保存實力之做法，殊不知敵后游擊，任務極為艱巨，因補給困難，且多半以寡抵眾，以弱抵強，故必須官兵加倍淬厲奮發，機警勇敢，絕非保存實力者所能勝任。”

然而，國、共兩黨領導下的敵后游擊戰的實際表現卻大不相同，這一點從日軍的評價中可見端倪。日軍有一份評估報告稱，國民黨游擊隊有五大弱點：“(一)各游擊隊常互爭地盤，自相火拼;(二)缺乏大員統率，彼此不能密切聯系，易于各個擊破;(三)缺乏優良武器，不能作陣地戰;(四)正規游擊隊雖破壞力強，但對人民濫施權威，致不得民眾之信仰;(五)非正規之游擊隊分子復雜，大多為土匪散兵結構而成，戰斗力既不強且領導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國家觀念，易以利相誘。”而對共產黨的評價卻是：“中共是有鐵的紀律的黨組織，以黨為核心團結軍、政、民進行所謂四位一體的活動……它以‘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方針，將抗日戰變為政治戰，在建設解放區的同時，鼓動民眾廣泛開展‘游擊隊’活動……至1941年，方面軍(才)覺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