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滅亡后女真文化得到傳承

金朝國勢衰落后，1215年，其將領蒲鮮萬奴自立為王，國號大真。1216年降于蒙古，1217年再度自立，改國號東夏。1233年，東夏為蒙古所滅，淪為蒙古的藩屬。東夏占據的東海地區屬女真故土，一直是東部女真聚居區，女真傳統文化底蘊深厚。東夏立國時間不長，雖然對女真社會發展有所推動，但從長遠看，這種推動力和影響力不大，當地女真人并未像南遷的女真人那樣被漢化。相反，他們將先后遷入的漢人、渤海人、契丹人等融合，即女真化。明代，以東部女真為主體的女真族逐漸復興，史稱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他們傳承女真文化，仍然保持其固有的民族特征。

女真諸部使用共同語言

語言是維系民族的重要紐帶，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一般說來，在民族諸特征中，語言較為穩定，變化最慢。元明女真與遼金女真一樣，操女真語，不僅女真地區的女真人如此，而且明朝遼東東寧、三萬、遼海等衛的女真人也一直操女真語，朝廷往往從中選拔女真通事(翻譯)，“蓋取其族類同，語言習也”。據《遼東志》載，遼東的女真通事，成化年間有七人，弘治年間有八人，正德年間有二人，嘉靖年間有五人。

記載明代女真語言文字的資料，流傳下來的不多，主要有永樂年間編定的《女真譯語》，即《女真館雜字》和《女真館來文》，共收女真語基本詞匯871條，女真字近700個。此外，還有明末會同館編的《女真譯語》，共收女真語單詞和詞組1155條，無女真文字和進貢表文，僅用漢字記錄了當時的女真語音。《女真譯語》是女真通事們編輯的讀物，成為后來研究女真語的重要資料。明末，努爾哈赤興起，他一再強調首要目標是統一“言語相同的諸申(女真諸部)”。可見，女真諸部使用共同的語言。

《遼東志》在記述黑龍江流域各族分布和文化習俗時，只提到以松花江流域生女真和熟女真為代表的“女直”語言相同。當然，他們操用的語言與黑龍江下游諸族的語言有異或完全不同。《重建永寧寺記》則說到，明朝使者前往奴兒干等地，會遇到語言障礙，“非重譯莫曉其言”，表明沿途諸族并未形成統一的語言。明朝往往要以操女真語的海西女真為中介，經輾轉翻譯，才能與其他諸族溝通。

女真文字在傳承中發展

女真文字創制于金初，有大字和小字兩種，先后頒行。經元入明，女真文字仍在漢區和女真地區行用。明代，女真赴京朝貢，要進呈表文，表文用女真文字書寫;朝廷發往女真各部的敕諭或任命女真官員的敕書，也用女真文字書寫，例如：永樂元年(1403)，明朝通過朝鮮李朝招諭圖們江一帶的斡朵里、兀良哈等部，敕諭行文即“用女真書字”，李朝君臣看不懂，只得“使女真說其意，譯之而議”。永樂時，女真館編輯的《女真譯語》收入了一些女真詞匯和表文，以供有關官員學習和使用。其時，女真致書朝鮮李朝，也往往使用女真文。此外，女真人私下書信往來，也行用女真文字。

明中葉，一些海西女真部落已不用女真文，而行用蒙古文。隨后，朝鮮李朝發往建州女真的書信“用女真字、蒙古字翻譯書之”。在建州女真中，蒙古文也逐漸取代女真文，出現了“漢字、女真字皆不知”的現象。到努爾哈赤興起時，“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古語通之”。明代，女真逐漸廢棄表意的女真文字，學習并采用了拼音的蒙古文字，這在女真文化史上是一大進步。萬歷二十七年(1599)，努爾哈赤命額爾德尼、噶蓋利用蒙古文字母創制了新的女真文字，史稱“老滿文”。這種拼音文字優于原先的女真文字，是女真民族文化素質提高的表現。

民族習俗呈現多樣性

元明兩代，朝廷對女真實行“隨俗而治”或“俾仍舊俗”的政策。就女真社會制度來說，大略有三：一是“生兒年長即異居”，一旦兒子成年，就娶妻成家，分家另過。這種個體家庭有的仍依附父、祖家族，從事勞作及其他社會活動;有的則脫離父、祖家族，從原來的村寨、部落乃至部族游離出來，附屬于其他村寨、部落乃至部族。二是世襲制，采取父子襲替或兄終弟及。各部落酋長是世襲的，朝廷任命的女真官員也相應世襲。一般說來，由嫡長世襲，而后是次子，再后為兄弟。三是家內奴隸制，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已普遍使用奴隸勞動，大小酋長皆奴役奴隸，來源主要依靠擄掠遼東漢民和朝鮮邊民。

入明后，隨著朝廷的招撫，女真諸部逐漸南遷，兼營農耕、畜牧和漁獵，文化習俗具有兼容并蓄的多元性。漁獵一直是女真人的傳統生業，使他們養成了“喜射獵”的傳統習俗，生產和軍事組織“牛錄”就是從集體圍獵演變而來。畜牧在明代女真經濟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他們放牧馬、牛、羊群，彎弓馳射，練就了“善騎射”的本領。農耕對女真人來說并不陌生，遼代女真人就“喜耕種”，“以耕鑿為業”。隨著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南徙并定居遼東“邊外”，其農耕經濟更有長足發展，海西女真“屋居火食，差與內地同，而戶知稼穡，不專以射獵為生”，建州女真“喜耕種，善緝紡，飲食衣服，頗有華風”。在多種經濟類型基礎上形成的文化習俗，便于不同民族之間的往來交流。

在婚嫁方面，女真存在收繼婚風俗，“父死娶其妾，兄亡娶其妻”。婚嫁有納采納幣之俗，內容大致相同，唯貧富有別而已。在喪葬方面，土葬與火葬并行，有“燒飯”遺風。祭祀之禮有“祭天”和“月望祭七星”。“若有疾病”則“祈禱”，即請薩滿跳神。在女真傳統的文化習俗中，發式和服飾是與其他民族相區別的重要標識。據《三朝北盟會編》載，遼金女真“婦女辮發盤髻，男子辮發垂后……留腦后發，以色絲系之”。元明女真承襲這一發式，朝鮮人稱之為辮發。遼金女真的服飾，據《大金國志》載：“土產無桑蠶，惟多織布，貴賤以布之粗細為別。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御寒，所以無貧富皆服之。”為便于騎射，他們的服裝多為短襟，緊身窄袖，皆左衽。這種款式也為元明女真繼承和發展。

形成獨特的民族認同

在長期的共同文化沉淀中，女真人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識，主要體現在民族認同上。元明女真懷念故國，一直不忘先輩創建金國的業績。元代后期，女真諸部不堪元朝統治者的壓迫和奴役，不斷進行反抗，有的公開打出“大金子孫”旗號，以復興故國相號召。明代弘治十年(1497)，斡朵里酋長童所老加茂之子童清禮在朝鮮李朝為官，奉命出使建州，他在與建州衛首領達罕等人交談時，追述金朝，情不自禁地說：“大金乃我遠祖，其強莫盛”，切實表達了女真人的民族認同感情。

明末建州女真興起時，首領努爾哈赤也以金朝后裔自居，把自家的姓氏改為愛新覺羅，奉“金”為國號。《舊滿洲檔》和《后金檄明萬歷皇帝文》多處稱金朝為“我們金國”、“我們先朝金國”，尊金朝皇帝為先帝。努爾哈赤之所以一再打出復興金國的旗號，不是他個人一時的主觀意愿，而是要適應元代以來女真復興的潮流，增強女真民族的內聚力，以實現其統一女真諸部、建立并鞏固女真政權“諸申國”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