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參與的我國首部研究南京大屠殺專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出版。《史稿》的出版，奠定了我國對南京大屠殺研究的基礎，在國內外也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為了將這項浩大的工程深入進行下去，我從1991年開始，主持了國家項目《南京大屠殺》課題，經項目團隊全體專家的六年努力，終在南京大屠殺發生60周年之際，以50余萬字的篇幅，正式出版。

我國官方及學術界主流對于南京大屠殺中遇難者人數，均界定為“30萬人以上”。作出這種認定，最早的根據是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1947年3月對戰犯谷壽夫的判決書。《判決書》中認定，在南京大屠殺中，“我被俘軍民遭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并焚尸滅跡者，有單耀亭等十九萬余人。此外零星屠殺，其尸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十五萬余具。被害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

中國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的認定，當然是在大量搜集罪證、認真調查的基礎上作出的，但是，它畢竟沒有列出一份30萬人遇難的詳盡統計表。如將當年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定的各起集體屠殺的人數相加，也只是整個南京大屠殺中屠殺規模較大的那一部分，但面廣量大的分散、零星屠殺中，遇難者的人數則很難求證。

我在研究中發現：死人總有尸體需要掩埋和處理，這必然涉及到人力、時間、經費、工具等多方面的因素，就會自然形成一批檔案和口碑資料。這些資料，正是我們實證30萬人遇難的寶貴線索與素材。

上世紀90年代，我將埋尸研究鎖定為：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崇善堂、紅十字會、同善堂四家慈善機構，上新河、城南、回民三支市民掩埋隊，第一、下關兩個偽區政府。上述單位總共收埋了22.4萬余具尸體。進入21世紀后，我又發現紅卍字會八卦洲分會、代葬局、順安善堂、明德慈善堂四家慈善機構，北家邊、雙和村、仙鶴門、南通路四支市民掩埋隊，第二、第三、第四三個偽區公所以及偽政權衛生機構等也進行了收埋尸體的工作。這些單位和機構共埋尸3萬余具。迄今為止，我所搜集的埋尸統計，在扣除少數相互交叉、重復統計的數字后，總數已達24.6萬余具。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近年來大量日軍軍方文獻和官兵日記、回憶證實，日軍曾動用部隊“成千上萬”地掩埋遇難者的尸體或拋尸入江、焚尸滅跡。

新近，我又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發現了“二一〇一——1058”號卷宗，名為“督辦南京市政公署衛生處籌辦掩埋尸體計劃書”。該“計劃書”竟于公認埋尸已經結束的1938年5月提出，全市還有“暴露之尸體約五萬余具”等待收埋。若是說能夠成立，則又將重新改寫現今對遇難人數的實證。

我的研究表明，當年中國軍事法庭對30萬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的認定是有充分依據的。

1997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發生60周年紀念日。我應邀赴日本東京出席南京大屠殺國際學術研討會并參加祭悼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提燈游行。游行的人群中，以日本朋友為主，他們中有教授、職員、家庭主婦，也有一部分中國僑民和留學生。這說明，時代不同了，侵略戰爭與踐踏人性的屠殺暴行，遭到一切有良知的人們的唾棄。

南京大屠殺已經遠不是南京一個城市和中國一個國家的事件，而是一個國際性的、牽涉到全人類命運的重大事件。南京市與江蘇省這個層面的祭奠，與南京大屠殺的巨大國際影響，以及國際社會對重大災難死難者祭奠的通行做法是不相稱的。現在，我國人大已決定將12月13日設定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這一決定，十分必要，完全符合全國人民和世界炎黃子孫的心愿。這是銘記南京大屠殺這一有重大國際影響事件的恰當方式。這是反對侵略戰爭、捍衛人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有效舉措。中國人民將通過這一莊嚴、隆重的國家級公祭，告慰在南京大屠殺和一切日軍暴行中的死難者，永志不忘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悲劇，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

(作者為江蘇省中國近現代史學會副會長、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