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開始的一戰，是一場主要發生在歐洲但波及到全世界的世界大戰。當時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卷入了這場戰爭。

2014年，是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這一年，對中國人而言無疑具有雙重的酸楚滋味。回望歷史深處的1914年，新生的中華民國已歷三載，但戰亂、政爭、貧困卻仍在折磨著這片苦難的大地。屋漏偏逢連夜雨，這一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是讓這片破碎的山河雪上加霜。

1917年2月，在一戰已經進入第4個年頭后，勢力漸弱的德國為壓制英國方面的海上運輸而單方面宣布實行“無限制潛艇戰”。按德方聲明，對于任何開往英國的船只，德國潛艇將不發警告的加以擊沉。此舉帶來的嚴重后果是，德國原本為封鎖其他國家對英國的物質援助，但這種不加區別的攻擊方式將更多的中立國拖入了戰爭，其中就包括了萬里之外的中華民國。

“府院之爭”：總統、總理掰手腕

1917年2月，中立國船只相繼被德國潛艇擊沉后，受損最大的美國宣布對德斷交，并準備派遣軍隊前往歐洲參戰。不僅如此，美國政府還展開了對華外交活動，希望中國也步其后塵，對德國斷交甚至隨同參戰。對此，民國總理段祺瑞最初未置可否，因為他本人曾赴德國學習軍事，對后者的強大深有體會。在他看來，德國雖然目前形勢不利，但難保沒有翻盤的可能，萬一參而不勝，反而惹下麻煩。

在此情況下，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按華盛頓的指示極力勸說中國加入協約國集團，并許諾為中國提供貸款及其他各種支持。與此同時，協約國集團的一些外國顧問如總統府美籍顧問福開森、英籍顧問莫理循等人也紛紛向各方有力人士展開游說，他們異口同聲的建議：中國一定要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翻身機會，搭上“戰勝國”的最后一趟列車。

在“外國友人”的游說和“戰勝國”的誘惑下，段祺瑞隨后改變了主意，他的小算盤是：如果中國不戰而勝，不但可以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而且可以利用參戰為名，擴大自己的勢力;再者，對外戰爭可以轉移民眾視線，穩定國內政局，何況本次參戰沒什么大的風險，正好乘機搭個便車。

之后，民國政府對德國以“無限制潛水艇戰”封鎖國際公海的政策提出抗議。3月初，段祺瑞召開內閣會議并順利通過了“對德絕交案”。但讓老段沒想到的是，總統黎元洪在看完提案咨文后表示不能蓋印，其理由是：宣戰媾和乃大總統之權力，如今斷交便是交戰之先聲，事關重大，不可草率行事;退一步說，也應該先與國會協商為妥。

原來，按1912年《臨時約法》的規定，總統是虛位，總理是實權，但國會、總統府、國務院之間又因為權限不清而相互牽制，由此導致民國初年總統與總理間多有齟齬，這也就是所謂的“府院之爭”。作為袁世凱死后繼任總統而又勢力單薄的黎元洪，其對段祺瑞的心思一清二楚，他并不愿意看到后者借“參戰”擴充實力，由此才有了以上一幕。

碰了這個釘子后，段祺瑞氣得出走天津，要撂挑子不干，最后還是黎元洪請江蘇督軍馮國璋前往天津走一趟，才算把老段勸回。之后，段祺瑞在馮國璋的陪同下再次拿著對德絕交的咨文請黎總統蓋印。鑒于上次的風波，黎元洪這次二話沒說，當場便蓋上總統大印。

事后，段祺瑞在迎賓館招待參眾兩院議員，向議員們解釋政府的外交政策，以求取得共識并通過對德絕交案。有了這些鋪墊，眾議院在3月10日表決對德絕交案，結果以331票對87票獲得通過;3月11日，參議院也以158票對35票的結果通過了這一議案。

3月14日，中華民國外交部正式照會德國公使，宣布對德斷交，停付德國賠款和欠款，并令駐德公使顏惠慶即日回國。德國公使收到照會后，雖然也發了一通抗議，但事已至此，最終只能降旗回國。至于德國在天津和漢口的租界，中央政府令地方官即刻收回，在租界的少量德軍也被解除武裝;就連德國在華的商船，也都被一一扣押。由此，德國從1898年侵占膠州灣后在中國發展的勢力，就此煙消云散。

“公民團”大鬧“參戰案”

對德斷交還只是第一步，接下來該是對德宣戰。在對德絕交問題上輕松搞定黎總統和國會后，段祺瑞本以為下一步參戰將會順理成章，但之后的過程卻惹出許多不該有的麻煩。

1917年5月8日，段祺瑞將國會中主要黨派的議員代表請到國務院，向他們解釋了對德宣戰的原因：一、中國在宣戰后不參與歐洲戰事，無需派兵;二、德國已轉攻為守，頹勢日顯，失敗指日可待;三、俄國在革命后仍繼續對德作戰，俄德和談乃子虛烏有。

本來呢，這些游說活動還算正常，但國會對“參戰案”進行投票的前兩天卻出現了一些不和諧音。當時北京城內突然出現了很多自稱“公民”、“代表”的隊伍，他們拿著各色小旗子來到國會前面游行，并強烈要求對德宣戰;與此同時，很多號稱“民眾團體”的組織也紛紛發來電報，要求國會盡快通過“參戰案”。

5月10日，也就是國會對“參戰案”進行表決的那一天，這場鬧劇達到高潮。就在議員們來到眾議院準備投票時，院外被上千名“公民”、“代表”們包圍，他們整整齊齊的排著隊，手里拿著形形色色的各色旗子，上面寫著什么“軍人請愿團”、“學界請愿團”、“商界請愿團”等等，各行各業，應有盡有。當議員們經過他們的隊伍時，這些“公民”、“代表”們便強行塞給他們“請愿書”甚至“警告”的傳單，如果哪個敢不拿或拿得慢了，他們輕則喝斥，重則掄起胳膊飽以老拳，鬧得實在不成體統。

正當議員們要進行投票時，“公民代表”們借口監督“投票的公正性和透明性”而強行闖入會場里，場內外秩序頓時一片大亂，投票根本無法進行。鬧到晚上，投票仍無結果，最終段祺瑞也不得不親自來到眾議院，混亂不堪的“公民團”這才安靜下來。事后查明，這些所謂的“公民代表”，其實大部分是乞丐流氓，而暗中的組織者正是段祺瑞的弟子傅良佐、靳云鵬等北洋軍人。這與當年袁世凱利用所謂“公民團”強迫議員們選舉他為總統時的伎倆幾乎如出一轍。

盡管老段對傅良佐等人的幕后操作未必知情，但“公民團”的拙劣表演最終讓“參戰案”泡了湯(原本可以順利通過)。事后，輿論大為嘩然，各部總長如程璧光、谷鐘秀、張耀曾等也在壓力下先后提出辭呈，段祺瑞的內閣形同垮臺。

一波三折：對德宣戰終成定局

內閣會議癱瘓后，段祺瑞仍對“參戰案”念念不忘，他在數天內連發三道咨文，要求國會盡快審議、速速通過，其心情之焦迫，不啻于農夫之望禾苗。可惜的是，段總理的心情并沒有得到議員們的理解，國會方面反而提出，如今內閣殘缺不全，咨文當屬無效，須等內閣改組之后才能重新審議。

鑒于總統府和國會的雙重壓力，段祺瑞考慮再三后不得不后退一步，其重新擬定了一份內閣改組的名單并有意挑選了一些親近總統府的人入閣，以便能盡快通過“參戰案”。但是，黎元洪此時卻打算乘機倒閣，其后以“段內閣長期虛懸”的名義將段祺瑞的內閣總理一職免去。事后，惱羞成怒的段祺瑞再次出走天津。

表面上看，黎元洪在這次的“府院之爭”中大獲全勝，但之后更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在段祺瑞的暗中唆使下，各省督軍對黎元洪的“免職令”大起非議并紛紛宣布獨立，個別督軍甚至揚言要組織軍隊進行“北伐”，將黎元洪從總統位置上趕下去。為此，病急亂投醫的黎元洪一時輕信老保皇黨、“辮帥”張勛的調停建議，結果“辮子軍”乘機涌入京城，鬧出一場人所共知的復辟丑劇。

“張勛復辟”后，段祺瑞立刻宣布討伐，隨后組織“討逆軍”攻入北京，將“辮子軍”打得落花流水。失敗之余，張勛躲入荷蘭使館，溥儀再次宣布退位，而惹下如此禍端的黎元洪也無顏再任總統，最終于7月14日宣布辭職。這一次，段祺瑞笑到了最后，其不僅獲得了“三造共和”的美名，而且再度復出擔任總理。

黎元洪辭職后，江蘇督軍馮國璋代理大總統。馮國璋與段祺瑞為昔日同袍，都是當年袁世凱小站練兵的出身，相比于“黎、段組合”，馮國璋與段祺瑞的府院關系要和諧得多，由此，“參戰案”也得以順利通過。

1917年8月14日，民國政府正式對德、奧宣戰，就此加入協約國集團并踏上了“一戰”的戰車。一年后，同盟國集團的德、奧等國不出意料的最終落敗，中國也在近代史上首次成為了戰勝國。

事后查明，這些所謂的“公民代表”，其實大部分是乞丐流氓，而暗中的組織者正是段祺瑞的弟子傅良佐、靳云鵬等北洋軍人。這與當年袁世凱利用所謂“公民團”強迫議員們選舉他為總統時的伎倆幾乎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