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設(shè)置了全國禁煙委員會，以厲行禁煙大政。1928年11月6日，全國第三次禁煙會議上，蔣介石親臨訓詞：“禁煙一事，事關(guān)國家社會及民族生存，禁煙委員會務(wù)須雷厲風行，破除情面，實地去做。應(yīng)先從中央著手，如在政府內(nèi)有任何人敢于以身試法、吃煙運煙者，中央必鐵面無私，嚴厲處置，絕無寬恕！”離蔣介石的講話不過半月，上海就發(fā)生了數(shù)量巨大的鴉片走私，是誰有如此膽量頂風作祟？

1928年11月23日，上海《申報》曝出特大新聞。警備司令部偵查隊于13日得密報：招商局江安輪將由漢口私運大批煙土，于21日晚上到滬。即派偵探往查，共查獲煙土二萬兩許，即移往小輪運至大達碼頭，再用搬場汽車運回隊部。現(xiàn)已將此項情形呈報警備司令部，再由部電報中央核辦。同時，該報又刊登了淞滬警備總司令熊式輝致全國禁煙委員會的電文：“南京國民政府禁煙委員會張(之江)主席勛鑒：頃接敝部偵查隊報告，昨晚在招商局碼頭，抄獲江安輪夾帶之煙土二萬兩，已飭封存，定期焚毀。除令偵查人員嚴密緝拿，以期凈絕根源外，特電奉聞。”

11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通過《申報》曝出一則聳人聽聞的消息：據(jù)屬區(qū)報稱，22日凌晨一時許，有身著武裝者三十余人，在大達碼頭起卸煙土。巡官李存正率警查拿，當以人少，反被擄劫，迄今仍拘禁白云觀警備司令部偵查隊隊部。所有煙土，被武警運往租界，無法阻止。武裝運煙，國法何在？應(yīng)請迅賜查究嚴辦，以嚴軍紀。當日《申報》還登有上海市公安局長戴石浮致南京的“十萬火急電”：南京分呈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軍政部長馮(玉祥)、禁煙委員會主席張(之江)鈞鑒：武裝運煙，擄劫官警，計邀垂察。刻悉是項煙土，運至白云觀后，立即武裝向租界運去。當此厲行禁煙之日，發(fā)生此種行為，深堪駭異，應(yīng)迅賜查究嚴懲，以申法紀。

由上面兩則截然相反的報道來看，警備司令部所發(fā)的消息，緝拿煙土似極為順利，而公安局的消息中稱遇武裝運煙，擄劫官警。武裝運煙擄劫官警者，顯然系指警備司令部方面。

其實這次鴉片走私案的后臺是財政部長宋子文。他利用招商局的船只販運煙土至上海，由蔣介石的親信、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保護經(jīng)銷。當時蔣桂、蔣馮交惡日甚一日，上海市長張定璠屬桂系人物，他從馮玉祥的老部下、禁煙委員會主席張之江處得悉江安輪運煙土到滬的密報后，通知公安局長戴石浮緝拿。戴石浮即布置警士晝夜監(jiān)視水陸碼頭，21日深夜，當警備司令部偵查隊起卸煙土時，公安局巡官李存正帶著六名警士上前盤查。偵查隊依仗人多勢眾，將李存正等擄去。

警備司令部因天機泄漏，干脆先發(fā)制人，搶先播發(fā)了查獲煙土的消息。同時由市新聞檢查處主任、警備司令部方面代表李德釗扣發(fā)公安局的新聞。市長張定璠怎能心甘就此罷休？便利用掌握宣傳工具的優(yōu)勢，在滬上各報大登警備司令部武裝包運鴉片的丑聞。市黨部宣傳部長陳德征、社會局長潘公展又公開向新聞界發(fā)表談話，揭露并指責警備司令部扣押公安局的新聞稿及禁登戴石浮局長致南京的電報。

為了給中央施加壓力，張定璠又特電蔣介石，大意謂江安輪運土案發(fā)生以來，上海乃至全國各界群起矚目，議論鼎沸，若非迅予追究，易啟民眾懷疑，萬懇迅派大員來滬徹查，公之于眾，以利禁煙而慰眾望。警備司令部自恃靠山硬，公然稱公安局“妨礙公務(wù)，攔路劫奪煙土”。一時間，軍警唇槍舌劍，互相攻訐，異口同聲，請求中央徹底查究。公眾鬧不清真假，如墮九天云霧之中。上海各公團紛紛集會或登報聲明，同聲譴責，又致電中央，請求迅速派員來上海，查明真相，嚴辦作案者。

在強大輿論壓力下，國民政府致電上海市長張定璠：“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禁煙委員會即日派員到滬，會同徹查，依法嚴懲。”

兩天后，禁煙委員會主席張之江、司法行政部部長魏道明、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長王淮琛帶領(lǐng)人員抵達上海。下車伊始，張之江即向新聞界表示說：“此案若不加嚴查，則不僅有喪中央威信，亦且貽笑國際，禁煙委員會亦大可撤銷。”有記者問：“中央對此案有嚴辦之決心否？”張之江不假思索答道：“有決心者有之，也有不一致的，但本人決心履行職責，徹查到底。”

張之江確實想使此案水落石出，一到上海，便夜以繼日調(diào)查核實，逐一審問了軍警雙方當事人及證人，掌握了案情的內(nèi)幕情況。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國民政府文官處致電上海市政府：“奉主席諭，上海市公安局長戴石浮令停職來京，聽候?qū)徲崱！?/p>

有關(guān)鴉片大案尚未全部調(diào)查清楚，就要將當事人之一的戴石浮停職并審訊，顯然這其中有貓膩。蔣介石與宋美齡結(jié)為伉儷不久，新夫人的面子總要給的，再加上蔣介石與英美等國拉關(guān)系，也離不開宋家這根支柱。所以蔣介石下令罷免戴石浮，對張之江的所謂“徹查”也是一個警告。戴石浮停職候?qū)徚钜怀觯鹣盗⒓醋龀龇磻?yīng)，張定璠致電蔣介石：“此案起因，實由職府遵國府禁煙會密令，轉(zhuǎn)令公安局嚴緝，戴局長奉行職責，職府似宜連帶負責，應(yīng)請一并停職，以明責任而昭法治。”上海各公團似已揣摩得幾分案中奧秘，與上海律師公會、商民協(xié)會、拒毒會、中華婦女節(jié)制協(xié)會、寰球中國學生會等舉行聯(lián)席會議，聯(lián)名致電蔣介石，對戴石浮停職候?qū)徤畋聿粷M，內(nèi)中有語云：“鈞府令戴局長停職候?qū)彛蛳颠\土案查訊中不可少之程序，但與戴同樣當事之人，是否須經(jīng)同樣或較重之程序？切盼昭示大眾……恐非國府所以自處也。”

12月3日，張之江依然我行我素，返回南京，對記者說：“運土案調(diào)查已告一段落，回京后，即將調(diào)查內(nèi)容呈報國府，由中央處置。此案雖不能最后定論，但從調(diào)查結(jié)果來看，本人感到公安局方面理由似占上風。”他回南京后，得悉江安輪正由漢口來寧，遂會同招商局、江寧地方法院截扣了該輪，將十五名涉嫌船員拘捕審訊。同時敦促上海警備司令部，把偵查隊長傅肖先等有關(guān)人員押解來京待審。上海市政府、市黨部及市地方法院也聯(lián)合組成了“運土案調(diào)查委員會”，繼續(xù)審理此案，并急電行政院，請求即刻查辦各方涉案人員。

12月11日，張之江列席行政院會議，報告了江安輪運土案調(diào)查結(jié)果并提出處理意見。然一周已過，杳無音訊。記者們天天等候在禁煙委員會門前，張之江均避而不見，得到的答復是：“張主席已將具體意見呈報國府，因事關(guān)機密，在未奉國府指令之前，不能發(fā)表。”記者們紛紛猜測情況可能有變化。事實正是這樣，直至12月20日，張之江才向新聞界發(fā)表談話，其要點為：一、禁煙委員會接到密報，云有大宗煙土由外洋至滬，因分函上海市政府及警備司令部密拿，故此次軍警雙方均系奉命辦理公務(wù)。二、軍方偵查隊先得眼線報告而往搜查，警方保安隊見起卸煙土而上前盤詰，由此發(fā)生爭執(zhí)，實屬誤會。三、此次運土案，為在逃之江安輪火倉頭目王道余、廚師金大生等四人所為，已著緝拿。四、偵查隊抄煙土時，既不查拿煙販，又不追究船員，處理已有未合，該隊隊長傅肖先復又扣留警方李巡官，應(yīng)負違法之責。公安局長戴石浮未察究竟，以軍方武裝運土等語登報，有損革命軍人之聲譽，交由警察總署論處。

緊張的幕后活動，平衡了雙方的利益，迫使張之江改變初衷，發(fā)表這一通違心的談話后，自感愧對國人，便以“近有滬土案及明年國際禁煙大會之準備，勞苦過度，故擬稍事休息”為托詞，請求辭職。蔣介石當時的主要政敵是桂系，不希望再結(jié)怨于馮系，故而慰留張之江：“該主席辦理禁煙漸著成績，肅清毒害悉心規(guī)劃，努力進行，盼勿以微疴遽萌退志，所請辭去禁煙職務(wù)之事，應(yīng)毋庸議。”

隨之而來的是江安輪運煙土一案大事化小，該案原擬由國民政府司法院直接審理，司法院院長王寵惠稱：“因案發(fā)滬上，為管轄及調(diào)查證據(jù)便利起見，應(yīng)歸上海地方法院受理。”

1929年1月7日，上海地方法院開庭審理江安輪運土案，各人所供大同小異，均稱煙土由在逃的火倉頭目王道余等四人裝載船上。至于貨從何處來、運往何處、屬何人等等，一概不知。1月16日，審判長宣判云：“據(jù)各被告及證人供認證實，私運煙土主犯為王道余、徐阿大、金大生、李元子，案發(fā)時業(yè)已外逃，應(yīng)予緝捕歸案，所有煙土予以沒收。王建美、王建實、吳秋生、工德文幫助販運煙土，觸犯刑律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各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其余王忠明等，尚未構(gòu)成犯罪，當庭釋放……”

2月下旬，蔣桂戰(zhàn)爭爆發(fā)，蔣介石節(jié)節(jié)勝利，上海市長張定璠“因病乞退”，自請辭職。4月中旬，桂系被徹底擊敗，李宗仁、白崇禧逃回廣西，張定璠也逃離上海。國民政府下令對張定璠“嚴緝究辦”。至此，蔣介石取桂系而代之，掌握了上海黨、政、軍、警全部大權(quán)。于是，轟動一時的江安輪運土案就此銷聲無聞，運土案的后臺宋子文毫發(fā)未損，武裝包運煙土的主犯熊式輝也照樣當他的淞滬警備總司令。

至此，國民政府的所謂禁煙運動成了官樣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