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結局：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輕信宦官王振之言，親自迎戰瓦剌，在土木堡(今河北懷來東)兵敗被俘，史稱“土木堡之變”。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六傳至英宗朱祁鎮，繼位時年僅九歲。明英宗是一個冥頑不化的少年皇帝，始終受太監王振操縱，終因宦官秉政，釀成一場大禍。

是時，朝廷無主，軍隊潰敗，城防空虛，貴族官僚陷入驚慌失措之中，人民遭受戰亂之苦。如何使明朝不亡，成為舉國上下面臨的最嚴重問題。在這生死存亡之際，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轉危為安，避免了一場山河破碎的滅頂之災。分析其遇變亂而未釀成象北宋末年那樣的家破國亡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立長君以絕敵望

八月，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鈺監國，代皇帝總管政事。九月，文武大臣請求皇太后說：“皇太子幼小，難負重任，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安宗社。”九月初六日，郕王接受太后諭旨，即皇帝之位，并遙尊英宗為太上皇，改明年年號為“景泰”。這一措施表明“明朝喪君有君”，決心共赴國難。

于侍郎砥柱中流

于謙，當時任兵部侍郎，毅然以國家安危為己任，“土木堡之變”后的政局多賴其維持。當郕王監國時，侍講徐珵等主張遷都，于謙厲聲駁斥說：“誰主張逃跑就應斬首。京城是國家根本，如果朝廷一撤，大勢去了。大家還記得南宋的教訓嗎？”使明政府堅定了據守北京御敵的決心。于謙一面加緊調兵遣將，加強京城和附近關口的防御兵力;一面敢于主持正義，懲治馬順等王振余黨。吏部尚書王直對于謙無限感慨地說：“國家危難，正需要您這樣的人才，最近遇上這么多麻煩，雖有一百個王直，也是無能為力啊！”

這年十月，瓦剌軍隊逼近北京城下，扎營于西直門外。于謙面對強敵，毫不畏縮，主張主動出兵，他親自帶一支軍隊出城，并命令關閉全部城門，以示有進無退的決心。他號令嚴明，身先士卒，軍心大振，經五天激戰，瓦剌倉惶撤退，北京保衛戰取得了勝利。

持正義軍民奮戰

土木堡之役，雖說是由于瓦剌使臣謊報使團人數，企圖冒領賞品和求婚被拒絕而引起的，但明政府削減賞金和馬價，拒絕也先(瓦剌首領)為子求婚，只是也先發動戰爭的借口，所以瓦剌方面是非正義的;而明朝軍民抵抗瓦剌進犯，保衛京城，是正義之舉，因而得到了全國軍民的支持。如西直門激戰時，居民都爬上屋頂，爭投磚石擊敵，喊聲震天。一些文臣武將也表現出非凡氣慨。如應天巡撫周忱獻計運通州糧，及時制止了“焚糧以絕寇資”的消極措施，保證了京城軍民的糧餉。大同總兵郭登以少勝多，功績卓著。當時大同軍隊多戰死，郭登初進大同接受關防時，土卒能戰者只剩下數百人。他與士卒同甘苦，親為士兵裹傷敷藥，并慷慨地說：“吾誓與此城共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這樣，將士同心殺敵，僅以八百騎打敗了數千瓦剌軍。

所幸宦官不為患

宦官興安起了積極作用。宦官無代不為患，尤以明朝為最。明自成祖朱棣開始重用宦官，宦官勢傾朝野。明英宗時的王振就是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他可以事事不通過英宗，出語即為圣旨。明朝有個怪現象，有作為的士大夫，往往有宦官相助才能顯示自己的才華。譬如于謙，如沒有宦官興安的大力鼎助，想為國立功是很難的。

景泰年間，受景帝寵信的只有興安一個，而興安對于謙十分敬重，屢次在于謙受到奸臣誹謗時挺身而出，加以保護。明史《宦官傳》言：“安有廉操，且知于謙賢，力護之。或言帝任謙太過，安曰‘為國分憂，如于公者寧有二人’？”景泰帝朱祁鈺所用之宦官，幸而不是禍國之流，這對于景泰年間的政治起著很積極的作用。

明景帝不涉陰險

明景帝執政八年，總起來看，不負祖業，不涉陰險，信任忠臣良將，力戰自強，功績是不可抹殺的。他持大政，始終信任于謙等人。激勵眾將奮勇殺敵，這是無可指責的。但也引起了他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他越殺敵，敵人就越想送回英宗，因為瓦剌看到了景帝不好對付。

景帝即位后，雖說有點貪位薄兄，略有失德，但在民眾看來，那是皇帝的家事，況景帝對英宗無殘害行為，比起明成祖處置建文帝來真是仁暴懸殊。再若將景帝與南宋高宗趙構做一比較，更形成鮮明對照。趙構不僅偏安江南一隅，茍且偷生;而且為了不迎回徽、欽二帝，天天說迎駕，天天言求和，當把金人打急了時，殺猛將遲滯戰事，輸送金銀財物討金人歡喜，故意在金人面前顯露：一旦把二帝送回，南宋朝廷就不一定再那么馴順了。這種冒屈己迎駕之名行戀位忘親之實的詭計是景帝做不出的，所以景帝比之宋高宗，其功罪不可道里相計。英宗被擄而明朝仍然全盛，景帝不行詭計實在是明朝的造化。

取信于民根基牢

關于“土木堡之變”后明未滅亡的原因，除了上述五點外，筆者還想談一下明朝前期怎樣對待民眾的問題。明太祖朱元璋這個出身下層的開國皇帝，接受了元朝滅亡的教訓，對人民實行寬舒政策，竭力取信于民。對于民生問題，雖至暗君主、至兇閹宦，也不敢漠然視之。明朝前期官僚士大夫雖屢受摧折，但卻沒有喪失國家元氣。英宗初年，太皇太后專以安撫百姓為要務，每遇旱澇蟲蝗，都減免租賦，因此，雖遇災卻不為大害。即使到了王振專權時，盡管一反正統初政，但唯有免租賑荒，一直不敢有所更改，此事例史書記載頗詳。因而英宗被擄而國家根基未動搖，人民無離叛之心。瓦剌的入侵反而為鏟除王振宦官惡勢力助了一臂之力，其后來的發展也對明朝政局無大的損失，充分說明了民為邦本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