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斷案“性騷擾”

現代人對“性騷擾”一詞都熟得很。“性騷擾”一詞為現代人所發明，但此類行為卻不為現代人所獨有，晚清文人陳熾在他的《庸庵筆記》里就有記載。

有一男子在路旁小解，恰好被一婦女撞見。此男子非但不回避，反而大耍流氓，一邊繼續撤尿，一邊笑著用手指著自己的生殖器。彼時女子和現代女子不一樣，哪見過這場面，頓時號啕大哭，覺得受了奇恥大辱，回家后就上吊自殺了。案子送到了刑部，大多數人認為該男子行為可惡，但一無手足勾引，二無語言調戲，只能擬為“緩決”，也就是死刑暫緩執行。從今天的觀點看，這一量刑已經是相當重了，但彼時法律與現代法律不同。清代律例規定，凡調戲婦女企圖誘奸而未成，致使被調戲婦女羞憤自盡的，要判處“絞監候”，這是一個死罪，但要在每年的秋審時再作決斷——殺還是不殺。這是個比較模糊的問題，要由朝廷大員在秋審時一起決定，此前刑部必須拿出個意見供會審官員參考。一般來說，這個意見都會獲得通過。那個耍流氓的男子就死在這個節骨眼上。大多數刑部官員認為判個“死緩”就夠了，可刑部有個司員一口咬定“調戲雖無言語，勾引甚于手足”。于是此案被擬定為“情實”，也就是說該殺，這兩個字就送了那個小流氓的命。

沒過多久，又出了個類似的案子。一個私塾先生，上課上到一半，起身到室外僻靜處小解，偶一抬頭，卻見對面樓上有一少女倚窗眺望，塾師不禁對那位少女笑了笑，那少女臉色大變，馬上關了窗。私塾先生小解完畢，像沒事一樣回到課堂。沒過多久，就聽見外面吵吵嚷嚷，說是對面有一少女上吊身亡。私塾先生一聽，不由得拍桌驚呼：“哎呀！今天錯了。”教室里恰好有一學生是少女的弟弟，急忙回家探視。女兒死得莫名其妙，父母百思不得其解，一聽兒子說起私塾先生的異常舉動，覺得大為可疑，立馬報官。私塾先生被捉到官府里去，判了個“絞監候”。案子到了刑部，還是上次那個司員，堅持“雖無實事，其心可誅”，最后擬為“情實”，又送掉一條性命。

讀了這兩則故事，那些有“性騷擾”癖好的大概要暗自慶幸——真是趕上了好時候，不然，多少腦袋都是不夠砍的。“刀筆殺人”的厲害可見一斑。但我們不禁要問，那個刑部司員為何道德感如此強烈，對可殺可不殺的嫌犯非得殺而后快呢？

其實，與其說那個刑部司員心太狠，倒不如說當時的法律太嚴酷。在現代根本構不成犯罪的行為，在那時卻要問成死罪，法律嚴酷至此，原因何在？案子發生在晚清，但根子卻在中國的法律傳統上。

古人斷案，十分強調犯罪動機。而這一傳統，最早發端于漢儒董仲舒。

西漢武帝時有一起傷害案。甲的父親乙和另一人丙發生口角，由動口升級為動手。丙抽出佩劍要去刺乙，甲眼看著父親要吃虧，趕緊抄起一根棍子朝丙打去。沒想到丙沒有打著，卻結結實實打在自己父親身上。旁人看見甲打傷父親，就把他抓起來送到官府。漢律規定，毆打父親是砍頭示眾的大罪。這個案子如何判法，漢朝的法官吵成一團，都拿不定主意，于是請出當時的大學者董仲舒。董仲舒說，父親是最親的人，見父親危險，當然要去救援，拿棍子打人是為了救父親，不是為了害父親，“志善違于法者免”，沒有犯罪動機怎能定毆父罪呢？所以甲應該定無罪。于是，“原心問罪”就成了古人的法律傳統。后人更上一層樓，就有了“存天理，滅人欲”的那一套。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不管外在行為如何，只要法官大人認定你心存惡念，就可定罪問刑，“腹誹罪”、“文字獄”、“思想犯”都是打那里出來的。

古人是否認同當時的法律，這個問題我們已無法去問古人了，只能從他們的文字中尋找蛛絲馬跡。陳熾在他的筆記里說，那個心狠的司員在一年后與人打麻將時突然暴斃，就是“刀筆殺人”的報應，大概陳熾是不完全同意這兩起案件斷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