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說“普通話”的人在南宋很吃香

孝宗淳熙十三年，河南籍士子鄭景寔攜六歲的兒子鄭鑰拜訪前宰相、魏國公陳俊卿。主客之間固然門戶懸殊，卻并未影響兩家的聯姻，陳俊卿主動提出，讓鄭鑰做自己未來的侄女婿。那么，陳俊卿為何一眼就相中了尚在年幼的小鄭鑰呢？據趙炎分析有兩個原因，鄭鑰除了聰明伶俐之外，一口字正腔圓的“普通話”，無疑也讓身為興化人滿口蘇北俚語的陳俊卿心動。

在南宋，何為“普通話”？當然不是今天的北京話，今天的北京話，南宋人稱其為“燕音”，屬于“胡言亂語”之類，聽之“尤使人傷嘆”（樓鑰），顯然不宜成為官方語言。當然也不是南宋“行在”（臨時首都）的杭州話，當時的杭州方言，嘰里咕嚕的實在不易懂。南宋的“普通話”，是開封方言，或稱廣義上的河南話，其中以洛陽話發音最為標準。陸游最有切身體會，他在《老學庵筆記》里說：“中原惟洛陽得天下之中，語音最正。”看來陸游是位“普通話”專家。

據史籍記載，當時名將張俊為了籠絡南方土族，曾學說杭州話，北來的士族移民就恥笑說，張俊沒什么特長，只不過會說杭州話罷了。這一方面說明北方貴族屆傲自恃，另一方面也說明在南宋初年，杭州一帶兩大方言的沖突是非常激烈的。趙炎以為，官方是在有意無意之中開展了“普通話”的推廣工作。

那些從原首都開封南遷的皇室貴族、文武官員、士人商賈等，他們之間必然說的是開封話。這批移民的身分地位特殊，數量也多。另外，來自北方其他地方的移民，其原有方言與杭州話大不相同，卻與開封話接近，自然會選擇向開封話靠攏。這就與杭州方言形成了尖銳的對峙。對峙的結果，當然是以開封方言取勝而告終。開封話成了強勢交流工具和朝廷官話，具有了今天普通話的性質。

這其實不難理解，因為語言的交流，是決定與人打交道是否順暢的關鍵。無論是做官、上學，還是經商、求職，都得與人溝通。當掌握資源的一方成為社會主流時，他們的語言必然隨之成為強勢語言，你不會說，就無法融入主流社會。還記得改革開放初期的廣東粵語不？那個時候，你想在廣東淘金，不學會粵語，簡直寸步難行。在當時的廣東，粵語無疑就是“普通話”。

生活在南宋時期，不會說“普通話”的人，會很吃虧的，相反，會說“普通話”的人，卻往往很吃香。如本文開頭說的那位鄭鑰，因為會說“普通話”，不但娶了名門閨秀，還在19歲時順利中舉當了官。光宗時的贛南秀才陳元石，就沒鄭鑰的運氣好，因為滿口艱澀難懂的客家話，讓主考官趙汝愚聽得眉頭緊鎖，導致名字落到孫山之后了。

比較有名氣的“倒秦（檜）斗士”胡銓，是江西廬陵人，他就特別注重口音的矯正，26歲時中進士，已說得一口流利而標準的“普通話”，還因此得到高宗趙構的贊許。當時的廬陵父母官，名叫劉敏才，把胡銓會說“普通話”的本事當成教育孩子的榜樣，要求子女向胡銓學習，最后還把大女兒嫁給了胡銓。

不光是做官、做大官、娶名門太太，要學“普通話”，即便是街頭小商販，也要學習“普通話”。

在莊季裕《雞肋篇》里有這樣的記載：“京師凡賣熟食者，必為詭異標表語言，然后所售益廣。嘗有貨環餅者，不言何物，但長嘆曰：“虧便虧我也。”謂價廉不稱耳。”什么意思呢？就是說，一些外來杭州賣熟食的小商販，為了吆喝做生意，只好模仿“普通話”，但只能說一兩句，倒也酷似，生動有趣。

那些不會說“普通話”的京漂，想在杭州混下去可就難了，只有學會“普通話”，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如有個叫王宸的貴州人，原在中央某部門任職，因為“普通話”說得不夠純正，被人事部門穿了小鞋，外放到別地去做知州。征求他的意見時，王宸說，最好安排我去一個有“官話”說得好的副手的地兒，好讓我時不時跟人家學，否則，牛年馬月才能調回京師呢！（文/趙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