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智商最高的地區(qū)是什么地區(qū)？2005年，一項衛(wèi)生部主導的研究傷害了很多中國人民的感情——為調查各地缺碘狀況，研究人員測量、比較了各地兒童的智商，結果顯示，中國人的智力呈現出明顯的區(qū)域差異。其中中國智商最高的地區(qū)分別是上海、浙江、北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均超過110。而西藏明顯落后于其他省區(qū)，兒童平均智商僅為77.3，智力落后的比例高達32%。下面就跟360常識網一起具體看看中國智商最高的地區(qū)等相關內容。

中國智商最高的地區(qū)

從研究數據看，中國最聰明的人分布在江蘇南部、上海、浙江的吳語區(qū)，智力水平在全國遙遙領先。

2005年全國32個省份8－10歲兒童智力測定結果

研究給出的江蘇內部智商差異，也大大增強了吳語人發(fā)射地圖炮的理論自信——江蘇浙江雖為鄰省，智商卻相差6點，這一差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江蘇省會——被蘇南人民視為江北佬的南京人表現不佳，兒童智商平均不到100，趨近鄰省安徽（98.2），大大低于全省109.0的平均水平。

很難說吳語區(qū)的優(yōu)秀表現源于經濟實力，同屬經濟發(fā)達地區(qū)的廣東，兒童平均智商就只有101.1。吳語區(qū)人民真的天生聰明嗎？能傷害其他地區(qū)中國人民感情的不只是衛(wèi)生部，還有萬惡的科舉制度。在現代智商測試發(fā)明之前，最能說明智力水平的無疑是科舉。從進士數量看，明清兩代全國共有51444名進士，江蘇南部蘇州府、常州府、松江府和浙江的吳語區(qū)核心地帶就出了10427名，占全國五分之一。其中蘇州府（1861名）、紹興府（1540名）、杭州府（1370名）、常州府（1281名）進士總數均超過千名。

相比之下，明清陜西省共出進士2041名，勉強超過蘇州一府人數，這在西部省份中甚至已算是不錯的成績。

單就狀元數量來說，吳語區(qū)的優(yōu)勢更明顯。清朝共取狀元114名，其中出身江蘇南部吳語縣市以及浙江的至少有59名，超過狀元總數一半。

一些江南家族的科考成績更是驚人，以毗陵莊氏為例，明清兩代莊氏共有進士35人，最輝煌的是莊存與和莊培因兄弟，哥哥是榜眼，弟弟是狀元，他們的表哥錢維城、莊培因的岳父彭啟豐也都是狀元。對于整個明清都很難出一個三鼎甲的其他地區(qū)，如此成績確實望塵莫及。

科舉中的優(yōu)異表現似乎坐實了吳語區(qū)人民的智力優(yōu)越感，但當時江蘇、浙江之所以能成為科舉大省，首先是人口基數幫了大忙。

整個明清時期，江南地區(qū)人口占比都相當高。明前期，南直隸（江蘇和安徽）和浙江人口為1192萬和1078萬，分別占全國人口17.1%和15.5%。中期則是1849萬（16.7%）和1584萬（14.2%），晚期為3095萬（17.8%）和2486萬（14.3%）。

無論陸路水路，耗時之長都是現代人難以忍受的——鴉片戰(zhàn)爭時期上奏道光的奏折從廣州到北京平均需時15天。奕山、琦善南下靖逆則分別走了57天和59天。更加偏遠的云貴等地自不用說，這極大增加了趕考成本，就算真正成行，住宿和安全問題也是大麻煩。占山為王的土匪向來是遠距離交通的一大威脅，也正由于路遠難走，才出現了鏢局這樣的護送機構。甚至在1933年，學者白滌洲于西安調研時，西安城里人仍然對其說附近匪患嚴重，城是出不得的，哪怕近在咫尺的臨潼也不能去。

而在江南地區(qū)，京杭運河提供了一條成本低廉且安全高效的北上路徑。散布在平原上的各鎮(zhèn)墟之間有發(fā)達的定期班船航線。來自江南各地的考生可以通過班船集中到京杭大運河沿線市鎮(zhèn)再繼續(xù)乘船北上。通過運河水路，從杭州到北京只需17天左右。由于有了運河這條古代“高速公路”，運河沿岸地區(qū)科考成績普遍好于其他地方，例如清朝山東省的科考成績就一直緊隨江蘇、浙江、直隸之后，山東省內部，運河沿岸的濟南、諸城等較其他地區(qū)也優(yōu)勢明顯。地理對于科舉成績的影響甚至在舉人的篩選上就已經開始發(fā)揮作用。

湖南對外交通不便，北阻大江，南薄五嶺，內部崇山峻嶺，舟車不易，湘南考生抵達長沙已經是困難重重，到武昌還需經過浩渺的洞庭湖。因此，湖南鄉(xiāng)試在武昌與湖北考生一道進行時，湖南考生中舉人數非常稀少，平均每科中舉16.9人，且中舉者主要集中在靠近湖北的長沙府、岳州府和常德府。

1723年，兩湖分闈，湖南鄉(xiāng)試由武昌轉移到長沙。湖南考生終于有了人生希望，科考成績大為提升，平均每科中舉52.55人。湘南各地的科考成績，更是有了巨大提升。衡州、永州、郴州等湘南州府到了清朝末期都各自約有300人中舉。

不過，科舉廢除后交通優(yōu)勢不復存在，吳語區(qū)仍然是盛產智力人才的富礦。最有說服力的是兩院院士數量，據2008年統(tǒng)計，全國院士數量排名前十五的是上海市（234名）、北京市（104名）、蘇州市（70名）、無錫市（65名）、寧波市（48名）、天津市（44名）、福州市（41名）、常州市（40名）、南京市（39名）、紹興市（39名）、杭州市（36名）、重慶市（33名）、武漢市（31名）、成都市（29名）、嘉興市（28名）。

可以看出，非吳語區(qū)城市能上榜的均是人口眾多的大都會，而吳語區(qū)諸多人口規(guī)模不大的城市也能輕松入榜。常州——上海——杭州——寧波的帶狀地帶，更是占據了兩院院士分布圖的半壁江山。

這又如何解釋？

答案很簡單，因為吳語區(qū)最先建立了西式教育體系。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開埠僅一百多年的上海是中國最年輕的城市之一。但就現代化而言，上海非但不年輕，反而還很老——在中國其他城市還停留在前現代時，上海就已經完成了包括教育在內各方面的現代化。

1863年，時任江蘇巡撫李鴻章提請朝廷在上海設立一所外國語學校。朝廷同意并在上海設廣方言館，選周邊府縣年十四歲的學童入校學習，聘西洋教師和內地生員授課。

1879年，圣約翰書院成立，并在1881年改用全英語授課，于1905年正式成為大學。1886年，盛宣懷創(chuàng)辦南洋公學，即為后來的上海交大前身。

基礎教育方面，則在1864年建立龍門書院，1874年成立格致公學。1906年開辦的中國公學，后來更是升為大學。

上海教育體系完善的同時，也對周邊地區(qū)產生了溢出效應。除了為很多周邊地區(qū)的人提供教育機會，上海的教育機構還為其提供了模仿對象。不少上海人和旅居上海的西方人更是走出上海興辦教育。

在上海帶動下，江南各地新式教育體系的建立普遍較早。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蘇南各地的新式教育機構，如江蘇師范學堂（今蘇州中學）、無錫國專、東吳大學、常州府中學堂（今常州中學）等，在成立之初都多受上海影響。其中無錫國專首任校長唐文治曾任上海高等實業(yè)學堂校長。蘇州東吳大學的籌備工作干脆是就在上海進行的。

現代教育體系同樣建立較早的北京，院士數量也較多。只是當時的北京并沒有產生足夠的溢出效應，未能帶動周邊地區(qū)。

相比之下，其他地區(qū)新式教育體系的建立就晚得多，甚至是1949年后才開始，比江南晚了幾十年。

現代科學發(fā)源于西方，兩院院士多是在現代科學上做出杰出貢獻而入選。一個接受過現代教育的人和一個讀私塾出身的老派學人，取得學術成就的難易不言自明。

在人口、交通、教育等多方面優(yōu)勢的積累下，吳語區(qū)各項“智力數據”的高企也就順利成章了，江南人民實在是要拜謝老祖宗留下的雄厚資本。

但是事情正在起變化——近年新入選的兩院院士中，江蘇的優(yōu)勢已經在逐漸衰減，而生態(tài)位一向低于吳語區(qū)的安徽卻在異軍突起。

正如明朝時盛極一時的江西，入清后脫離主要貿易通道，經濟教育水平下滑，江西的科舉水平與明朝相比也大幅下降。吳語區(qū)七千萬人民要想繼續(xù)坐穩(wěn)中國最聰明人群的寶座，可能會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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