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讀書”，一直是馮沅君選擇志同道合的婚戀對象的第一指標。她與王品青分手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王品青大學畢業之后不再讀書進取。《春痕》中的女主人公瑗在寫給璧的情書中，反復強調的同樣是“好好讀書”。落款時間為1927年1月18日的情書寫道：“我雖然一年365天有300天是在愁苦中討生活，然而我仍能讀書……因此，我愿你還是如前安心讀書。”

從小被纏足的馮沅君，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早的一批女大學生和女性婚戀作家，后來又與兩位哥哥——哲學家馮友蘭、地質學家馮景蘭，以及丈夫、古典文學家陸侃如一起，成為中國學術界著名的教授、學者。從舊式女子到婚戀作家，再到大學教授，她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的腳踏實地、讀書進取的人生之路。

起草驅逐校長的宣言

馮沅君原名恭蘭、淑蘭，筆名淦女士、沅君、易安等，1900年9月4日出生于河南南陽唐河縣祁儀鎮一個富有的書香門第。她的父親馮臺異，字樹侯，1898年考中進士，分發到湖廣總督張之洞幕府充當僚屬，一度在武昌方言學堂主持校務，1908年病逝于湖北崇陽縣知縣任上。之后，母親吳清芝帶領兒女返回唐河原籍。

馮家是個傳統大家庭。馮沅君的祖父馮玉文掌家時，擁有1500畝土地，家里經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飯。據馮友蘭回憶：“照這個大家庭的規矩，男孩子從7歲起上學，家里請一個先生，教這些孩子讀書。女孩子7歲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學，過了10歲就不上學了。”

1915年，大哥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1916年，二哥馮景蘭考入北京大學預科。馮友蘭雖是哲學系，卻喜歡聽語言文字學家黃侃教授的課，并寫一些古詩送給黃侃批點。他后來曾說：“我的這種課外學習，倒是在我家里發生了作用，那就是把我的一知半解傳授給我的妹妹沅君，引她走上了文學的道路。”

馮沅君從小被母親裹了小腳，父親去世前又替她包辦了婚姻大事，她的未婚夫是唐河縣方莊的一位富家少爺。但她從小就倔犟要強，決心像大哥、二哥那樣外出求學。1917年，她得知北京女子師范學校升格為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并且增設國文專修科的消息，便向母親提出到北京求學的要求：“如果說我花錢，那我將來什么也不要。”意思是將來出嫁時可以不要嫁妝。

按照傳統風俗，馮沅君要出外上學，應該通知男方家里，這樣勢必會引起一些麻煩。母親斷然決定，一切責任由自己承擔。于是，馮沅君收拾行裝，跟著兩位兄長義無反顧地離開家鄉，成為中國公辦教育史上第一屆女性大學生中的一員。據她的同班同學程俊英回憶：“我初見馮沅君是入學那年深秋，我們正按班級進飯廳吃午飯，剛坐下來，忽見楊蔭榆學監領著一個同學進來。她穿一套藍條土布褲褂，辮梢系了根紅絨線，一直拖到腳跟，三寸金蓮，慢慢走到我們桌邊。楊學監說：‘她叫馮淑蘭(沅君原名)，從河南來的，遲到了十幾天。’那天正是我當值日生，便向她點點頭。她微笑，也對我點點頭。飯后，又領她去看墻上掛的飯廳規則。”

當時，女高師的校長是前清舉人方還，學監楊蔭榆是留日歸來的，學校一切規則由他們兩人制訂。譬如學生必須住校;周末回家必須家長來接;學生一律穿草綠色布的衣裙制服，梳一把抓的高髻，白襪黑鞋;違者記過，記過3次開除。

“五四”運動爆發后，馮沅君跟隨同學砸開學校后門，與北京其他學校的學生一起參加游行示威。在國文部主任陳中凡和圖畫科主任呂鳳子的鼓動下，馮沅君還執筆起草了驅逐校長方還的宣言，列出方還十大罪狀，最終導致方還辭職。

把戀愛經歷寫成小說

對于馮沅君和她的同學們來說，比“五四”運動更加直接的心靈沖擊，是李超之死引起的。

李超和馮沅君是同班同學，父母早亡。因為家里沒有男丁，父親生前按照習俗把同胞兄弟的兒子李惟琛認成嗣子。李超勤奮好學，1918年考取女高師國文班的旁聽生，一學期后改為正科生。嗣兄李惟琛卻以不服從尊長為借口，拒絕支付讀書費用。李超貧病交加，又悲憤不已，于1919年8月16日病逝。11月30日下午，北京學界在女高師為李超舉辦隆重的追悼大會，男女來賓超過1000人。蔡元培、胡適、陳獨秀、蔣夢麟、李大釗、梁漱溟等社會名流先后發言，“全場感動，滿座惻然，無不嘆舊家庭之殘暴，表同情于奮斗之女青年”。程俊英曾撰文回憶當時的情景，“李超的死和追悼會，給我班的刺激很大，激起了反封建婚姻的怒潮。馮沅君同學帶頭和兒時在河南訂婚的未婚夫退婚，其他同學紛紛響應。”

1922年，馮沅君從女高師畢業，考取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研究生，成為當時北大唯一的女研究生。從1924年開始，她在上海創造社主辦的《創造》季刊和《創造周報》上，接連發表短篇小說《隔絕》、《旅行》、《慈母》、《隔絕之后》，以非常大膽的筆觸表現了男女大學生的自由戀愛，并且將這種自由戀愛和讀書進取結合到了一起。

《隔絕》是以女主人公雋華為第一人稱展開敘述的。在外地讀書的雋華，與“精神是絕對融洽的”戀人士軫墜入愛河。消息傳到雋華的母親那里，認為這種行為大逆不道，便把雋華騙回家里鎖進一間小黑屋，準備交給包辦婚姻的準女婿劉慕漢接走。雋華面對母親的逼婚和軟禁，只能靠著表妹偷偷送來的紙和筆，寫信抒發情感。小說里，最感人的是雋華寫給士軫的一段話：“我能跑出去同你搬家到大海中住，聽悲壯的濤聲，看神秘的月色更好，萬一不幸我是死了，你千萬不要短氣，你可以將我的愛史的前前后后詳詳細細寫出，將我寫給你的600封信整理好發表……”

《旅行》是馮沅君公開發表的第二篇小說，其中的“我”是一名已有婚約在身的女大學生，為了真正自由地愛一次，與已婚戀人“曠了一個多禮拜的課，費了好多的錢”，實施了一次外出旅行，度過了“夢也似的10天甜蜜的生活”。兩個人對外宣稱是同學，專門在旅館里要了兩個房間掩人耳目。即使這樣，“我”也依然覺得茶房看穿了真相，從而被羞澀、心虛、奮勇、激越等諸般情緒攪得心神不定。這種復雜糾結的矛盾心理，在第一夜的男女同居中達到高潮：“當他把兩條被子鋪成兩條被窩，催我休息的時候，不知為什么那樣害怕，那樣含羞，那樣傷心……我哭了，抽抽咽咽地哭。但另一方面，我覺得好像獨立在黑洞洞的廣漠之野，除了他以外沒有第二個人來保護我，因而對于他的擁抱，也沒有拒絕的勇氣。”

兩人在旅館里相擁而眠，卻一直壓抑著各自的性欲沖動，并且念念不忘讀書進取的學業本分：“我總是不喜歡他出去，無論是買東西，或瞧朋友。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固由于怕他跑得心野了，拋荒他的功課，他方面實為我自己怕受獨處的寂寞。”

馮沅君所寫的這些小說，恰恰也是她自己的戀愛經歷。那時，她正在追求屬于自己的愛情。她的戀人是《語絲》的撰稿人王品青，本名貴珍，河南濟源澗北村人，祖父和父親都是當地的私塾教師。早在1919 年考入北京大學理預科之前，就已經與包辦婚姻的未婚妻正式結婚。1921 年，他升入北大物理系學習。1925年北大畢業后，到北京孔德學校擔任中學教員。

1926年10月12日，遠在廈門大學任教的魯迅在日記中寫道：“上午得品青所寄稿及欽文所寄《故鄉》四本。”王品青所寄稿件，是他幫助馮沅君(署名淦女士)編輯整理的小說集《卷葹(音同“師”)》， 此前也是由他經手寄給上海創造社公開發表的。

魯迅收稿后用一周時間審閱完畢。1926年10月19日，他在日記中留下了“寄小峰信并《卷葹》及《華蓋續》稿”的記錄。29日，魯迅又在致陶元慶(近代著名書籍裝幀藝術家)的信中介紹說，王品青希望陶元慶為《卷葹》設計封面，“乃是淦女士的小說集，《烏合叢書》之一。內容是4篇講愛的小說。卷葹是一種小草，拔了心也不死，然而什么形狀，我卻不知道。”

“好好讀書”，一直是馮沅君選擇志同道合的婚戀對象的第一指標。她與王品青分手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王品青大學畢業之后不再讀書進取。《春痕》中的女主人公瑗在寫給璧的情書中，反復強調的同樣是“好好讀書”。落款時間為1927年1月18日的情書寫道：“我雖然一年365天有300天是在愁苦中討生活，然而我仍能讀書……因此，我愿你還是如前安心讀書。”

生命之流中又添了新水

1923年暑假，大哥馮友蘭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畢業，與從科羅拉多礦業學院碩士畢業的二哥馮景蘭結伴回國，把母親吳清芝接到省城開封安家。母親來信要求正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的馮沅君回家探親。馮沅君到家后，在兩位哥哥的幫助下贏得母親的同情，退掉了包辦的婚約，從而解除了她與王品青一直擔心的被強制“隔絕”的危險。當時王品青也從北京秘密回到開封，還參加了河南省教育廳主持的“官費”留學考試。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那種理想的“精神是絕對融洽的”男女情侶關系，在馮沅君與王品青之間不復存在。幾乎是在王品青為出版《卷葹》費心操勞的同時，馮沅君開始移情別戀于比她小3歲的江南才子陸侃如。

當時，馮沅君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從事研究工作，陸侃如在位于郊外的清華研究院攻讀研究生，除了星期天進城約會之外，他與馮沅君主要是通過書信聯絡。1927年5月，兩個人一同回陸侃如的家鄉江蘇海門探親，途經上海時拍攝了他們的訂婚照片，陸侃如在照片空白處題有“紅樓邂逅渾如昨，白首同心一片丹”的詩句。

王品青受失戀刺激而發瘋，很快離開人世。他死后不久，1928年，馮沅君在短篇小說《Epoch Making(意為“劃時代”)》中，采用她最為擅長的第一人稱自敘的表達方式，切割劃分了自己的兩段戀情。

關于自己的第一段戀愛，小說中的“我”是這樣表白的：“某君雖然學問淺薄，但頗有才情。當時對我異常熱，因此我很想成就他，安慰他在人生途中所受的苦惱。不意數年朋友的結果，他處處負我的期望;我于此發現我同他的志趣不合，灰心之極！”

關于自己前后兩段戀愛的三角疊加，小說中寫道：“我認識你——學問上的認識——是你在E報發表論文之后……待你冒雪進城看我，信上說了些熱烈而纏綿的話……我自己很吃驚，我又遇見了奇跡，我的生命之流中又添了新水;我很怕，我怕我此后的生活將更痛苦，而且又害了你。在我這喜和怕的境地中，有人拆了你的信，此信又為某君所見，他為之病了，終于移入了醫院——他原來對我的愛情還未盡泯滅。已謝的花兒是不能復上故枝，我對他此時的狀況，只有憐，沒有當年的熱情了……”

由此可知，被馮沅君稱為“某君”的王品青失戀發瘋的直接誘因，是陸侃如寫給馮沅君的情書被人偷拆，并且被王品青看到了。關于王品青之死，晚年陸侃如在《憶沅君——沉痛悼念馮沅君同志逝世四周年》中另有記述：“王身體本來不強壯，因打牌失眠，漸漸形成肺病。又加上對吳天‘變心’的懷疑，心情不快，所以肺病漸漸嚴重化了。嚴重了又無錢支付醫藥費，病勢不免日漸危險了。終于一天就因病逝世了。”這里的“吳天”即馮沅君，是陸侃如故意移花接木、張冠李戴。

隨著王品青的去世，他曾經擔當過的馮沅君文學作品的合作者及經紀人的角色，一度由陸侃如接續下來。在此期間，陸侃如把馮沅君寫給他的50封情書，編為書信體小說集《春痕》，交北新書局出版。他在“后記”中寫道：“《春痕》作者告訴我：《春痕》是50封信，假定為一女子寄給她的情人的，從愛苗初長到定情，歷時約5月。”

夫妻二人的學術生涯

“好好讀書”，一直是馮沅君選擇志同道合的婚戀對象的第一指標。她與王品青分手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王品青大學畢業之后不再讀書進取。《春痕》中的女主人公瑗在寫給璧的情書中，反復強調的同樣是“好好讀書”。落款時間為1927年1月18日的情書寫道：“我雖然一年365天有300天是在愁苦中討生活，然而我仍能讀書……因此，我愿你還是如前安心讀書。”1月20日的情書中，也有“安心讀書”的苦心勸告……對于喜愛讀書的馮沅君來說，既志同道合又相得益彰的陸侃如，顯然是比王品青更加合格達標的婚戀對象。

1929年1月，陸侃如和馮沅君在江蘇海門舉行結婚儀式。兩個人婚后的興趣愛好，主要集中在學術研究方面。1931年，上海大江書鋪印行夫妻二人共同署名的3卷本著作《中國詩史》。1932年，夫妻合著的《中國文學史編》，也交由大江書鋪出版發行。這兩部學術專著的出版，一舉奠定了兩個人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術地位。與此同時，作為現代文學史上風行一時的女性婚戀作家，馮沅君逐漸淡出文壇。

1932年，陸侃如、馮沅君雙雙赴法國，同在巴黎大學文學院學習。1935年，二人獲得博士學位回國。陸侃如先后在燕京大學、中山大學、山東大學等校任教;馮沅君也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等校任教。1955年，她還出任山東大學副校長。

夫妻二人在從戰亂到和平的歲月里雖然屢遭變故，但腳踏實地地讀書進取，成為他們克服困難、渡過難關的制勝法寶。他們那一代人的創作經歷和人生經歷，對于今天的年輕學生來說，仍是有借鑒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