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湘引進理財高手劉航琛，放手支持盧作孚發展航運與鄉村建設，重用老部下甘績鏞興辦現代教育，對重慶這座長江上游大商埠的長遠發展，肯定是有正面作用的。

1926年6月6日，剛剛打了場勝仗的川軍悍將劉湘，又一次回到發家之地——重慶。五年前的同一天，正是在此地，年方33歲的他受各派將領推舉，當上川軍總司令兼四川省省長，達到畢生軍政生涯的第一個高峰。

那五年里，因川軍不同派系及滇、黔等“客軍”在四川境內混戰，劉湘的勢力忽起忽落，控制的地盤時大時小，屢次成為山城“過客”，根基算不得穩固。

但這回進城與以往不同。此后九年，緊扼川江門戶的商貿重鎮重慶，始終是這位“西南王”(又稱“四川王”)成就一時功業的大本營。

以小博大“巴璧虎”

常言道：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未治蜀先治。

1911年6月爆發的四川保路運動，直接誘發了武昌起義，導致清王朝迅速覆亡。但民國建立后，四川并未“先治”，反而不幸成為“四戰之地”。討袁之役(又稱二次革命，1913年)、護國戰爭(1915~1916年)及護法戰爭(1917~1918年)，川軍無役不與，加上隔三差五的內斗，以致川境之內，戰火連年。

而坐享230年漫長和平(自1681年三藩之亂平定，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重慶，顯然難以獨善其身。在軍閥混戰時期，它成了川、滇、黔三省軍隊的爭奪焦點，往往一年數易其主。軍閥們看中的，當然是這個工商貿易發達的“錢袋子”，可以隨時填補軍費的巨大窟窿，誰都不敢保證明天這還是自家的地盤，何來心思營建城市，發展經濟？

尤其是某一方敗退出城時，更是不擇手段、涸澤而漁。如1921年劉湘首度入主重慶前，戰敗的黔軍臨撤走時，獅子大開口，向重慶總商會一次索餉200萬元，否則以毀城相要挾。為避免戰火殃及池魚，總商會緊急籌款，經討價還價后忍痛交出80萬元，才算擺平。

與橫行川省的諸多軍閥首領相比，劉湘擁有的地盤及武力不算最強，卻是比較有氣量與野心的一個。1926年6月再入重慶之初，他僅占有周邊的巴縣、璧山和江北三縣，人稱“巴璧虎”(取爬壁虎之諧音)，所部人槍只有三萬余，而四面強人環伺，時敵時友。

不過，一向對政治不太感興趣的劉湘，適時地顯示出他的“政治覺悟”：1926年底，北伐軍勢如破竹，攻克武昌，本來與北洋系關系密切的劉湘，即刻宣布“易幟”，接受國民政府委任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長。

對內，劉湘保留“四川善后督辦”名號，利用坐擁重慶口岸、控制川江咽喉之便，封鎖川中各軍，使其不能向川外購置裝備彈藥。同時設法借助來自國民政府的安撫性援助，在重慶設立武器修理所(變相的兵工廠)和煉鋼廠，加緊擴充軍備。

自此，他的實力蒸蒸日上，先是擊退軍校老同學楊森組織的“聯軍”(1929年)，并在兩次“二劉之戰”(1931年及1933年)擊敗堂叔劉文輝，搶得“鹽都”自貢等富得流油的地盤(當時有四川“無鹽不成軍”之說)，大體上結束了多年的川軍混戰，成為名副其實的川省“大哥”。

“苛而不擾”財神爺

劉湘能依托重慶成事，除了常年征戰，帶出一干嫡系人馬，又謀實利而不講“主義”，慣會審時度勢外，善于籠絡各路干才為己所用，也是重要原因。

劉湘的得力“幕賓”中，尤以抓財稅金融的劉航琛最為出色。

劉航琛出身四川瀘州酒商世家，畢業于北京大學經濟系，初為劉湘部下師長兼重慶衛戍司令王陵基的顧問，又跟盧作孚一起，當過劉湘在重慶辦的“軍事政治研究所”的教官。因為幫王陵基解決了他一手督辦而欠債累累的重慶《大中華日報》(欠款四萬五千元)及銅元局(虧損紋銀四十五萬兩)的棘手難題，名聲在外，因此讓劉湘看中，欲命其執掌財政。

1929年5月初，正日夜思量“統一四川”大業，卻苦于糧餉難籌的劉湘，邀劉航琛做了“隆中對”式的深夜長談。彼此一番試探后，已預先得知風聲的劉航琛提出兩項要求：一是今后財政處執行預算時，不受任何牽制;二是劉湘不要隨時下手令向財政處要錢。又拿出準備好的禁煙、鹽務、稅務、政務四項改革方案。劉湘倒也爽快，大筆一揮批了“照辦”二字。第二天，劉航琛正式出任四川善后督辦公署的財政處長。

有商人背景、又是科班出身的劉航琛，籌錢確有一手，增稅、舉債、印鈔票三管齊下，但實際操作又不同于以往軍閥的粗暴搜刮。

比如劉航琛剛上任，當即裁撤善后督辦公署下面35個稅捐機關，只設一個重慶稅捐總局，請劉湘親任總辦。他對劉湘說，35個機關6000多稅吏，每人每月薪水加貪污平均至少100元，光這一項就得虛耗60多萬元稅款。況且稅捐機關本來是擾民機構，老百姓寧可多繳一點稅，也不樂意被稅吏騷擾35次。

這項劉航琛自詡“苛而不擾”的稅務改革，盡管理所當然遭到各個防區稅捐局暗中抵制，但既有劉湘的“尚方寶劍”在手，依然得以推行。第一個月，督辦公署財政赤字消滅，結余稅款140多萬元，第二個月，又結余270多萬元。劉航琛打出的巨額銀票送到劉湘手上，大領導不用說喜上眉梢，反對者也就無話可說了。劉湘在重慶的兵工廠，就是靠這筆巨款辦起來的。

至于舉債，劉航琛也很懂得“人心可貴、信用無價”的道理。過去軍閥向駐地商家借款，多是“打白條”有借無還，商人們只能當是破財消災。劉航琛上任第一次向工商業界借錢，即一再聲明“有借有還”。票據到期之日，實力最大的鹽幫無人登門收賬，他們照經驗估計，來也白來，何必搞得彼此難堪呢？豈料劉航琛親自把重慶鹽業公會會長李鑫五請來，當面如數還錢，讓人大跌眼鏡。

為他人作嫁衣裳？

當然，誰都清楚收稅、借債畢竟有個限度，幾經戰亂壓榨，重慶商界也筋疲力盡了。而隨著四川省內軍政漸歸一統，對外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央又貌合神離，印鈔票是地方割據政權最有效的斂財方式。

當年四川省內尚無印鈔必需的凹版印刷設備，委托上海商務印書館等印刷廠代印又費時費事，劉航琛遂在重慶建立印鈔廠，公開名為“二十一軍第二印刷所”，加班加點印行“四川地方銀元兌換券”。

濫發鈔票的結果，是1935年夏天成渝兩地發生擠兌風潮，地方券貶值至只及“中央本鈔”約八成，直到當年11月南京國民政府推行法幣政策，將發鈔權收歸中央，事情才算平息。但精明的劉航琛，鉆了中央條例里“一元以上紙幣為法幣”的空子，讓第二印刷所改印五角紙幣，大量發行，借此又替他的東家聚斂了一大筆財富。

有錢、有槍、有外援(南京政府撐腰)，劉湘以重慶為根本“統一四川”的多年夙愿，總算初步實現了。

1935年2月10日，改組后的四川省政府在重慶成立，劉湘任省政府主席。這個省主席，可是得到南京政府正式承認和任命的，跟14年前那個川軍內部妥協交易而當上的“山寨”省長，不可同日而語。劉湘隨即訓令本軍轄下各縣(共68縣)縣長，一切政務歸還省政府，不久，長期割據一方的川軍首領楊森、鄧錫侯、李家鈺、田頌堯等(共轄80縣)也相繼交出政權。功勛顯赫的劉航琛，順理成章地出任四川省財政廳長。

但是，任何的成功總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劉湘新官上任不過20天，比他更大的官蔣委員長來了，而且在他苦心經營多年的地盤上發表了“重要講話”。3月2日，蔣介石由漢口飛抵重慶，稍后公開講話時稱：此次入川目的除督促進攻紅軍外，即是統一川政，要以四川為民族復興根據地。

3月25日，中央銀行重慶分行正式成立，此為國民政府統一四川金融幣制的重大舉措。6月18日，四川省政府決定由重慶遷往成都。7月16日，蔣介石電令中央銀行重慶分行組建國省聯合金庫，所有四川境內國稅、省稅，即日起悉數解繳該庫。

當年11月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成立，蔣介石親信顧祝同為主任。至此，蔣系中央勢力以重慶為基點，一步步控制了四川乃至整個西南。而獨踞山城九年的劉湘，此時此刻，心里是何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