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平庸時代人的眼光去打量，偉大的時代總是會有許多奇怪現象的。

在我看來，唐朝就有不少令人感到奇怪的現象。單以文學方面而論，唐朝至少有這樣兩個怪現象：一個是，唐代詩歌堪稱中國文學史上最為璀璨的明珠，可是，唐朝沒有一家發表詩歌的報紙或雜志，沒有一個詩人是向政府領取薪水的專業作家，沒有成立過隸屬于朝廷的作家協會。

另一個是，那時候雖然還沒有形成現代稿酬制度——報章雜志出版社和書商按照字數、質量、銷量，向作者支付稿費或版稅，但是，唐朝已經有許多作家，他們可以通過寫作獲取大量錢財，乃至成為富豪。

這里我要說的是后一個現象。唐朝雖然沒有稿費制度，大部分作家并不能拿作品去換錢，但是，那個時代確實有一批作家是通過創作活動，得到了大量錢財的。他們錢財的來源，不是稿費版稅，而是他人的謝禮、饋贈。富裕的時代，闊綽的人們，出手多很大方，謝禮自然豐厚可觀。

根據文獻記載，唐朝至少出現過下列因寫作致巨富的作家：

王勃，名列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他很善于寫文章，不但寫得快，而且文辭華麗。請他代筆寫文章的人有很多，因此，他家里“金帛盈積”(《唐才子傳》記載)。

李邕，他不但文章寫得好，書法也一流，朝廷中的達官貴人和各地寺廟，紛紛拿著金錢請他寫文章。李邕一生，這類文章寫過數百篇，“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杜甫有詩描寫李邕家的豪華奢侈：“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毯子一類東西)。紫騮隨劍幾，義取無虛歲。”《新唐書》本傳上說，當時大家公認，自古以來，因為寫文章獲得錢財之多，沒有人可以比得上李邕。

韓愈是文章高手，很多人找他寫墓志銘，他的“諛墓”收入很豐厚。韓愈寫了一篇《平淮西碑》，唐憲宗將這文章的一塊石刻賞賜給韓弘，韓弘就饋贈韓愈五百匹絹。韓愈寫了《王用碑》，王用的兒子饋贈韓愈一匹帶鞍的寶馬和一條白玉帶。韓愈生前好友劉禹錫在他去世后寫的悼文中這樣寫道：“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

皇甫湜為裴度寫了《福先寺碑》，裴度贈送給他車馬繒采已經很多，但是皇甫湜仍然很不滿意，說：“碑文三千字，每個字三匹縑，給得也太少了！”裴度于是笑著送給他九千匹絹。

除了這些人之外，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蕭俛、韋貫之、白居易等人都得到過不少的潤筆。其中白居易的詩歌遠銷朝鮮，朝鮮商人曾拿著賣高麗參所得的錢向白居易購買詩歌新作。唐朝尤其是唐文宗李昂朝，長安城里盛行找作文高手撰寫碑文墓志銘，儼然形成了一個熱鬧的市場。一旦有達官貴人死去，他們的家門口就跟鬧市一般，人們高聲喊叫，爭著要購買碑文墓志銘，不管死者家屬是否愿意接受。有的時候，倘若死者后人不能得到某些作文高手的碑文墓志銘，就會被世人視為不孝。白居易跟元稹結交數十年，情逾骨肉。但是，元稹去世之后，其家人請白居易撰寫墓志銘。寫好之后，元稹家要饋贈白居易奴仆、車馬、綾羅綢緞以及銀制馬鞍、玉帶等物，價值六七十萬錢。白居易想到自己跟元稹的關系，極力拒絕。元稹家人無論如何都不答應，幾次三番給他送去。不得已，白居易只好接受下來，然后再轉贈給了一座寺廟。

既然形成了市場，就會有成交的，也有不能成交的。唐穆宗讓蕭倪給王士真撰寫碑文，蕭倪就以王士真沒有值得書寫的事跡和寫了之后必將接受饋贈違背良知，加以拒絕。韋貫之也曾斷然拒絕裴均兒子的萬縑求銘，表示寧愿餓死也不會給他寫墓志銘。杜甫在成都定居期間，一位鄰居兼朋友，曾為了糊口，有一次離家出門，去向人索要撰寫碑文的錢。

瀏覽唐朝作家富豪名單，不難發現一個問題：通過寫作獲得大筆財富的作家中，固然有不少著名作家，但是，著名作家并非個個皆能通過寫作獲得財富。最優秀的詩人如李白、杜甫、王維、李商隱等人，就都沒有得到過什么饋贈。可見，獲財多寡跟藝術成就不一定呈正比例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