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宗李顯(656年—710年)，曾經兩度擔任唐朝皇帝。第一次剛剛登基36天，旋即被廢為廬陵王;第二次是在武則天退位后再度登基，名副其實做了6年皇帝。兩度為帝的李顯，一生幾乎毫無亮點。其所作所為，基本屬于亂作為。其亂作為，主要表現在徇私封官方面，短短數年違規“斜封”官員成千上萬，以至于給自身與國家帶來諸多禍患。

唐代制度比較健全，所有重大事項必須按規則與程序辦理，并不是皇帝一人說了算。就官員任用而言，文官由吏部銓選，武官由兵部銓選，提名上報中書省，中書省草擬文書，送皇帝批閱裁定，經門下省審核副署，方可生效;門下省認為不妥，有權否決，駁回再擬。也就是說，官員任免權其實取決于中書門下兩省長官(宰相)。唐代沿用了隋代創立的科舉制度，官員的選用必須具備相應的任職條件，講究選賢任能、論功行賞。

唐中宗任用官員，并非出于公心，而是徇于私情。他心知肚明，中書門下二省的宰臣有制度意識，原則性強，被他提拔的官員大多不符合當時的干部政策或任職條件，難以通過正常程序任命那些官員。所以，他采用變通手法，不經過二省而私自封官。由于底氣不足，他所裝置詔敕的封袋，不敢按常規格式封發，而改用斜封;書寫“敕”字，也不敢用朱筆，而改用墨筆。當時，人們稱之為“斜封墨敕”，所任命的官員叫作“斜封官”。據史料記載，唐中宗僅通過吏部員外郎李朝隱一人暗箱操作，就破格提拔“斜封官”1400余人。

唐中宗身邊主要有三個女人，皇后韋氏、女兒安樂公主和昭容上官婉兒，這三個女人對他影響很大。韋氏是李顯原配夫人，李顯幽禁于均州、房州期間，她一直陪伴著，兩人患難與共，感情甚篤。武則天曾派使者前往探視，李顯驚惶失措要自殺，幸虧韋氏勸慰，情緒才得以穩定。李顯當時就對韋氏發誓：“將來有幸重見天日，一定會讓你隨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再做皇帝，他就聽任韋氏弄權，無論韋氏要給誰封官，他都一概答應。

安樂公主是李顯與韋氏的小女兒，出生于李顯流放房州途中，姿色美艷，聰明伶俐。李顯與韋氏對她十分寵愛，自幼聽其所欲，無不允許，故而養成驕橫脾氣。中宗復位后，她恃寵驕恣，窮奢極欲，大興土木，花錢如流水。她把賣官鬻爵作為斂財的渠道，大肆收受賄賂;后來她膽子越來越大，竟私自起草任命官職的制敕呈送中宗，中宗不分青紅皂白，欣然提筆簽字，一批批“斜封官”就這樣輕易出爐。數年間，她躍升為官帽“批發商”，史書稱“宰相以下多出其門”。

上官婉兒曾是武則天身邊紅人，掌管宮中制誥多年，有“巾幗宰相”之稱。中宗欣賞她的才華，仍以她為心腹，加封昭容，讓她以皇妃的身份執掌機要文書，權勢益重。史書記載，“上官婕妤及后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游處，以求進達”。只要打通上官婉兒這一環節，就能獲得一官半職;崔湜容儀俊美，與上官婉兒“拍拖”之后，居然被提升為中書侍郎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宰相)。

毫無疑義，唐中宗違規任用官員，在當時就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也給自身和國家帶來極大禍患。就他自身而言，由于聽任妻女賣官鬻爵，不斷滋長她們的權欲與野心。嘗到弄權的甜頭，韋氏和安樂公主的權欲急劇膨脹，最終并不滿足于借中宗名義封官，而是要直接走上前臺，仿效武則天掌握最高權力。為此，母女倆不惜踐踏人倫底線，合伙將中宗毒害。中宗絕未料想到，他所寵愛的妻女，不僅向他要官，而且向他要命。就國家而言，由于“斜封官”不由兩省所授，導致“政出多門，濫官充溢”。最為惡劣的是，它破壞了規則，敗壞了風氣，助長人們投機取巧，不依規章制度辦事，導致賄賂公行，歪風邪氣滋生。此外，供養大量的“斜封官”，更是國家難以承受的負擔。

實際上，對于那些“斜封官”來說，雖然花錢獲得一官半職，最終可能得不償失。因為當時主流社會看重正途出身、正規任命的官員，而“斜封官”壓根兒被人看不起，人格尊嚴自然低人一等;再者，隨著最高領導人變換，干部政策也會隨之改變，他們隨時面臨著被精簡分流的危險，即便朝廷容許重新敘用，也得拿出干貨展現才能，要么就跑關系走后門，還得破費錢財，何苦呢？

總而言之，辦任何事情都要有好的制度與規則。如果有好的制度與規則，而不能很好地執行，必然會種下禍根。唐中宗違規徇私封官，就是一個沉痛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