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的三月十四日，李鴻章等人迎著蕭蕭春雨，前往日本馬關談判和約。一路上，李鴻章愁怨滿腹，快到馬關的時候，他吟詩一首：“晚傾波濤離海岸，天風浩蕩白鷗閑;舟人哪知傷心處，遙指前程是馬關”。李鴻章還算是有點先見之明，馬關果然是李鴻章一生中最為傷心的地方。

在馬關談判的日子里，年事已高的李鴻章不但被伊藤博文百般羞辱和嘲弄，在談判途中還曾被日本浪人小山豐太郎刺襲，臉上挨了一槍不說，差點就命喪東瀛。即使后來僥幸保全性命回來，李鴻章心里也很清楚，這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一旦簽訂，自己必然要背上千古之罵名，正如他自己所說，“七十老翁，蒙漢奸之惡名，幾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勢。”

甲午一事結束后，李鴻章便從權力的頂峰跌落下來，陷入了個人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中。在搬到了賢良寺暫住的日子里，李鴻章說過這么幾句話，抒發了他心中的憤懣：“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醞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靡費為疑，至以購械購艦懸為厲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敵而淆于群哄，輕于一擲，遂至一發不可復收。”

歷史巨片《臺灣1895》全景再現了晚清光緒年間的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和反割臺斗爭等幾個重大事件，而其中又以甲午戰爭的慘痛失敗最為令人痛心。甚至可以這么說，中華民族在甲午戰敗后5年的深重災難都是來于這場戰爭的失敗。戰爭失敗的原因，已經有無數人說過這種各樣的觀點，而其中最簡單的辦法，也是最不公正甚至是無聊可笑的，莫過于把責任推到慈禧太后和李鴻章身上。

指責一個替罪羊總是容易而且能夠減輕心理上的壓力，但對問題的解決于事無補。筆者倒是覺得李鴻章上面說的這句話頗值得玩味：“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醞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靡費為疑，至以購械購艦懸為厲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敵而淆于群哄，輕于一擲，遂至一發不可復收。”

也許大多數國人不知道的是，在十九世界的70年代到90年代，也就是歷史上所稱的“同光中興”時期，亦即為洋務運動的三十年，大清王朝從上到下，大多數人在這段時間都是感覺很良好的。洋務運動的開展，引進了西方的一些新東西如現代熱兵器、輪船、電報等等，當時與西方大國的關系也比較良好，但在各國進取心如此之強的十九世紀，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大清王朝看起來很是一個繁榮的盛世，但它缺的卻是一個考驗。

目前國內的主流輿論，都認為甲午戰爭是洋務運動的一個大考驗，戰爭的失敗也就標志著洋務運動的失敗，由此引發了對國家體制的思考并激發了在最快的時間內讓國家強大起來的迫切愿望，隨后的戊戌變法便是這種觀念的產物。不過，筆者倒認為，體制并不是近代中國落后的根本原因，因為在工業化進程沒有完成之前談論體制的變化無異于拔苗助長，不但不會給國家命運帶來轉機，反而會敗壞先進體制的名聲。

要知道，沒有堅實經濟基礎的理想主義只能給老百姓帶來巨大的災害。由此，筆者認為，過分拔高戊戌變法而刻意貶低洋務運動其實是一種歷史的本末倒置，而作為洋務運動總設計師的李鴻章受到各種非議是不公正的。

就當時的權力結構而言，李鴻章是直隸總督兼任北洋大臣，他雖然是當時朝廷的第一重臣，卻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府首腦(比如俾斯麥宰相或者伊藤博文總理之類)，這決定了他在洋務運動中無法放開手腳，因為各種反對力量如清流派及保守派，他們的力量同樣強大。

而當時的清廷本身就是一個各種權力糾葛的復合體，作為權力中樞掌控者的慈禧太后，她的經歷和學識決定了她無進取之心的同時，卻是極其擅長玩弄權力平衡的高手，這或許是李鴻章的時代悲劇所在。(在專制社會不變的情況下，缺乏進取心的君主顯然是晚清最后幾十年的軟肋所在，這或許解釋了日本能夠更新而清朝深陷泥潭的原因所在)。

與大多數同僚相比，李鴻章的洋務觀念和意識雖然已屬超前，但從本質上來說，他還是一位傳統型的官僚。在清廷當時的權力運作機制下，李鴻章既要發展洋務，又要明哲保身，他必須學會在各種力量間保持平衡，而不可能毫無顧忌的以洋為本。就這點而言，李鴻章相似于曾國藩而非袁世凱，袁世凱他沒有傳統的包袱，正因為如此，袁世凱在清末的新政中才搞得有聲有色。

李鴻章搞北洋海軍一敗涂地，而他的接班人袁世凱卻搞新式陸軍一舉成功，但這不能說袁世凱比李鴻章厲害，只能說他運氣不太好，此乃是歷史的悲劇和時代的殘酷性所在。晚清的軍隊建設一直是極為敏感的問題，在剿滅了太平軍和捻軍后，由于擔心清廷的猜忌，曾國藩刻意肢解湘軍，而李鴻章的淮軍雖得以保留，但他何嘗不是深得座師的其中三味。

正因為如此，那些由湘淮舊軍改編的防軍和練軍，他們在甲午戰爭中干不過日本的近代陸軍這是一件難以接受但卻是極為正常的事情，因為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他們只能算是地方保安部隊而不是專業的國防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