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到，在東漢末年諸侯并起之際，知識分子——或曰士大夫，或曰儒者，或曰文人——比以往江山一統的年代更能擁有發揮自己才華和政治抱負的機會，因為他們有較多的主公可以投奔，可以像春秋戰國時代的士那樣，此地不合則另走一家。因此，東漢末年事實上是一個人才大流動的時期，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奔走于諸侯之間，以求謀得終生的富貴和死后的英名。

但令人驚訝的是諸葛亮一直在隆中隱居，從來不曾跑到任何一家諸侯那里毛遂自薦;與他相反，他的好友，同樣為東漢末人杰的龐統卻是自個兒跑到劉備那里去的。諸葛亮沉靜地坐在隆中的草堂上，坐在他的書桌前，好像算準了劉備會來一個三顧茅廬的禮賢下士。

其實，如果我們想起龐統自己跑去找劉備，卻因為外表不佳而備受劉備冷落時，就可以明白諸葛亮為何隱居不出，不主動地尋找主人——他要的是一種機緣和地位，只有當劉備三顧茅廬并聆聽其教誨后，諸葛亮才能以一個比劉備年少近二十歲的青年人的身份迅速成為劉氏集團中的二號人物。很難想象，假如當年諸葛亮自己跑到新野縣追隨劉備，劉備會對他有多大的信任。

東漢的滅亡是遲早問題。就像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樣，東漢滅亡之后，割據的群雄必然要為萬里江山拼個魚死網破。劉備以其頗有作秀嫌疑的虔誠邀請諸葛亮加入了他那個風雨飄搖的小集團，諸葛亮以他對天下重建的長期思考結果立即打動了劉備，成為他最大的砝碼。諸葛亮的設想是曹操占據天時，三分天下有其二，此誠不可以爭鋒矣;而江東孫氏，國險民附，占有地利，也只能引為外援而不能圖之。因此，劉備最好的辦法是結束多年的顛沛流離，占有一塊根據地，而這塊根據地的最佳選擇是號稱天府之國的益州，如同漢高祖當年以四川起家得天下那樣，只有占據了益州這塊富庶的根據地，將來才有逐鹿中原的本錢。

這是一個有創意的想法，而且也是一個很具操作性的想法。事實上，正是這一想法，使劉備從此擺脫了寄人籬下的悲慘處境，雖然僅有一州之地，但也足以三分天下了。

諸葛亮在離開隆中追隨劉備時，曾再三告誡他的兄弟要看好家園，他將來還要回來。而多年以后，當他位極人臣，身為蜀漢的第二號人物時，他在給后主的奏章中又說：“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余饒。至于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治別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余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這時的諸葛亮再也無法回到青年時的隆中了，但他希望子孫能夠自食其力，囿于農桑。這到底說明了諸葛亮性格的淡泊(他曾說過“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的話)，還是說明了他一開始就明白自己在打一場根本沒有可能贏得勝利的戰爭，在從事一場知其不可為而為知之的事業？

許倬云在《從歷史看組織》一書中，以現代企業為喻，對諸葛亮和他一生的事業作了一個形象的定位分析，他說：“諸葛亮在隆中對中，預料天下的局面仍大有可為，他沒有想到原本可用的本錢少了一大半，沒有想到要開拓軟市場，也沒有想要借貸。但是因為董事長做錯事，劉備把荊州的這筆本錢壓在賭桌上，一把輸光了。關公麥城敗亡，劉備不聽諸葛亮的勸告，集合全國的力量，連營七百里伐東吳，這個意氣用事的豪賭，把本錢折掉了一半。換句話說，諸葛亮收拾了殘局，不得不以一半的本錢，做一倍半的買賣——當然辦不到。劉備董事長做出了這個錯誤的決定，卻要由諸葛亮來收拾殘局，諸葛亮送掉了一條命，卻依然收拾不了。所以蜀漢之所以敗，并不是敗在阿斗手上，是敗在劉備的一場豪賭，使得諸葛亮總經理無法挽回。諸葛亮也曉得難以成事，之所以仍然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是為了在情感上報答劉備，能多做一分是一分。諸葛亮明知后果，所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五十四歲就死了。其實即使他多活二十年，結果也未必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