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竟成政治砝碼 揭康熙的統治藝術

從小喜好書法

康熙帝從小喜好書法，但真正開始練習時已是20多歲。康熙十年開經筵日講以來，講官熊賜履、傅達禮等按照“帝王之學”的要求安排講授內容，只注重《四書》講章中的治道蘊意，而不贊成皇帝將精力分散在學習寫字上。

十一年二月，康熙帝召傅達禮至懋勤殿說：“至于聽政之暇，無間寒暑，惟有讀書寫字而已。”遂提筆寫了一行令其觀看。傅達禮觀后奏曰：“皇上書法端楷，盡善盡美……但人君之學，與儒生不同。

寫字無甚關系，恐勞圣體。”康熙帝說：“人君之學，誠不在此。朕亦非專工書法，但暇時游情翰墨耳。爾言朕知之矣。”

十六年二月，隨著平定三藩的戰事出現轉機，康熙帝對治道治術有了新的想法，在崇尚理學的同時，公開提出要“修舉文教”，以文學和書法來塑造自己的“儒雅”之氣，于是命翰林官將“所作詩賦詞章及真行草書”不時地呈上來，以便研修。

當時，詹事府的詹事沈荃以善書著稱，康熙帝便經常召他至懋勤殿切磋書法，并令其寫大字、小字、草書《千字文》和《百家姓》進呈，以便于摹寫，還令人傳諭：“朕素好翰墨，以爾善于書法，故時令書寫各體，備朕摹仿玩味。”

這年十月，康熙帝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朕不時觀書寫字，近侍內并無博學善書者，以致講論不能應對。今欲于翰林內選擇博學善書者二員，常侍左右，講究文義。”

經反復醞釀，最終選定張英、高士奇二人入值南書房，陪侍左右，修習書法。為方便自己不時宣召，還下令在皇城內撥給房屋居住。

作品帶有明確的政治傾向

二十一年（1682年）以前，康熙帝基本處在描摹研習他人書帖貼的階段，其后，他的書法漸趨成熟。在后來的40多年里，他書寫不輟并頻頻頒賜親書詩文、碑文、匾、榜、扇等給臣下或所經之地，這成為康熙帝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康熙帝的書法作品，除歲時節慶和游覽名勝時的應景之作外，大多數都帶有明確的政治傾向和政治意義。其一，鮮明地體現了崇儒重教的思想傾向。康熙帝對理學的尊崇在書法中有明顯體現。

例如，十六年五月二十日，賜講官喇沙里、陳廷敬、葉方藹、張英御筆楷書“清慎勤”大字、草書“格物”大字各一幅。

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帝南巡至孔廟行禮，為大成殿書“萬世師表”匾額，命大學士明珠、王熙等宣諭曰：“至圣之德與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廣大，無可指稱。

朕向來研求經義，體思至道，欲加贊頌，莫能名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云闡揚圣教，亦以垂示將來。”

其二，大力表彰忠臣廉吏。通過御書碑文、匾額以及賜予手卷等方式表彰忠臣、獎掖廉吏是康熙帝的一貫做法。據載，他親為忠貞不屈被“三藩”所害的范承謨、馬雄鎮書寫碑文，并為福州范承謨祠書“忠貞炳日”匾額。

通過書法褒揚清官廉吏的事例也很多。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帝賜江寧知府于成龍親書手卷一軸，并傳諭：“朕于京師，即聞爾知府于成龍居官廉潔。

今臨幸此地咨訪，與前所聞無異，是用賜爾朕親書手卷一軸。朕所書字非爾等職官應得者，特因嘉爾清操，以示旌揚。”

其三，密切“上下周浹”的君臣之誼。康熙帝認為“君為元首，大臣為心腹”，君臣應當“上下一心，志氣感孚，罔不周浹”。

早在摹寫書帖階段，他便從近臣對自己所書只字片語的珍視情形中覺察到書法在溝通君臣關系方面的獨到作用，這是他日后不斷賜予大臣親書匾榜、字幅、卷軸，并使此事漸漸成為其政治生活重要組成部分的主要原因。

如二十一年八月，大學士杜立德、馮溥先后告老還鄉，康熙帝親書御制詩、唐詩卷軸賜之，以昭“優禮眷顧之意”。康熙帝還曾將日常積累的大批書法作品拿出頒賜群臣。

如四十一年五月，康熙帝傳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官140余員至保和殿，分別頒賜了御書字幅。

其四，體現對海外屬國的懷柔思想。二十一年八月，清廷派翰林院檢討汪楫等前往琉球封賞該國國王。康熙帝一面叮囑使臣“務持大體，待以寬和，以副朕懷柔遠人之意”，一面揮毫書寫“中山世土”四大字令其頒賜琉球國王，以廣播文教于屬國。

次年四月，內閣侍讀明圖等前去安南封賞，康熙帝頒賜國王黎惟禛“忠孝守邦”四大字，日講官們敬觀御筆后奏言：“以此頒賜安南，使遐荒萬里，仰瞻天藻，具見圣朝文德懷柔至意。”大臣之語雖有言過其實之嫌，卻大體說出了康熙帝的賜書意圖。

“書”的巧妙運用體現高超的統治藝術

康熙帝的書法活動絕非一般文人間的相互酬答唱和，而是具有豐富的政治內涵，成為其密切君臣關系、貫徹政治意圖和統治思想的重要手段。

康熙帝的書法活動與其開“博學鴻儒科”以及“六下江南”一樣，成功地籠絡了漢族士人，改善了滿漢關系，最大程度地贏得了漢人對皇帝本人和滿族統治的認可。

康熙帝親政尤其是經歷三藩之亂后，深刻地認識到除了大力推行崇儒重教政策外，最重要的是努力使自己掌握直至精通漢族的文化，從而接續漢人的道統與治統。

在根本上解決滿漢矛盾問題。于是，他決意塑造自己的儒雅之氣，為此采取的最重要舉措便是致力于研修文學和書法。

在中國歷史上，書法對文人社會的影響十分深遠。一個人字寫得好壞，是其思想深度和格調高低的重要參考。康熙帝發現，自己日益長進的書法技藝使群臣尤其是漢族文臣欽佩不已，而頒賜書法作品又能使他們感恩戴德。

于是，書法作品便成為賞賜文臣的重要物品。康熙帝與漢族臣僚也在頻繁的賞賜中建立起融洽和悅的君臣關系。依靠書法這門古老的藝術，康熙帝與漢族士人找到了一個新的契合點和溝通情感的橋梁，他很快贏得了漢族士人的普遍認可。

康熙帝曾說自己“政事稍暇，頗好書射”。大量史料表明，他的書法活動主要是圍繞著改善滿漢關系開展的，而射獵活動主要是圍繞著維護滿蒙關系和永葆本民族尚武精神舉行的。

“書”與“射”是他文治武功的典型表征，而對“書”的巧妙運用恰恰體現了他高超的統治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