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年以來，雍正皇帝就一直不如他的兒子乾隆皇帝招人喜歡。除了近年來的少數翻案作品之外，傳統上人們一直認為雍正是一個嚴酷、苛刻、吝嗇的暴君，而乾隆則是一個慷慨、寬厚、仁慈的明主。明明是在時間上一直延續下來的康(熙)雍(正)乾(隆)時代，人們卻只承認康乾盛世，獨獨要把雍正從里面挖出來，以示在這個“暴君”統治之下的時代絕算不上什么太平盛世。

仿佛是生怕自己的名聲太好，雍正上臺后的第一個月，就干了一件注定要讓自己為千夫所指的事情——下令吏部全面清查錢糧虧空積欠，并限期追繳。一時間，在康熙朝幾十年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寬大政策下舒坦慣了的官員們被鬧得雞飛狗跳、人心惶惶，多年來被熟視無睹的一個個貪污挪用公款錢糧的大窟窿被紛紛刨開。對于發現的虧空，不論涉及多大的貴戚，雍正都嚴厲查處。一時間被革職、抄家，乃至斬首、自殺的比比皆是。官員們哪吃過這樣的苦啊！一個個在水深火熱之中期盼著救星的來到。終于，雍正十三年，救星來了——雍正去世，“乾隆爺”即位。連年號都還沒來得及改，這位大救星就下令把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虧空積欠錢糧等一并豁免，一下子就“解決”了這個困擾官員們多年的棘手問題。對大批因為虧空錢糧而被處理的官員們，乾隆也是恩澤普降“名下應追各項銀兩，俱著豁免”，有關服刑人員“概行寬釋”。如此大的反差，怎能不讓人們對乾隆的天恩浩蕩頌聲如雷，同時也暗暗對嚴酷苛暴的雍正齒冷三分呢？

雍正制定的另一項凸顯其“苛暴”本質的政策是要求紳衿與平民百姓一樣一體當差納糧。要知道，紳衿——士大夫，歷來是封建王朝重要的統治基礎，從而也得到了統治者的特別優待。所謂“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正因為如此，長期以來紳衿階層一直享有經濟上的特權，如以儒戶、宦戶的名義不用當差服徭役、不用繳納耗羨錢糧等等。而他們本來應當承擔的這些負擔，自然只能轉嫁到平民頭上，或者減少國家的收入。雖說紳衿們的家底普遍比平民們要闊綽，稅賦負擔反而少，卻從來沒有多少社會輿論對此有所非議。

然而，雍正這個“膽大妄為”的“暴君”卻連這樣的天經地義也敢打破！從雍正元年開始，就在河南開始試點推行“紳衿里民一例當差”的改革。雍正二年又正式下令革除儒戶、宦戶名目，禁止紳衿逃避丁糧差役，并嚴厲打擊其包納拖欠錢糧、包攬詞訟、欺凌佃戶等不法行為。此令一下，一時間輿論嘩然，讓讀書人跟泥腿子一樣當差納糧，這不是要斯文掃地了嗎？各地紳衿因此而與地方官齟齬沖突的情況時有發生，而雍正作為敗壞斯文的形象也就在士人們的眼中根深蒂固了。而乾隆即位后，在這個問題上又一次展現出了英明仁慈的形象。即位不久，他就下詔“一切雜色徭役，則紳衿例應優免”，恢復了紳衿們的全部特權，并且還給予特別優待。于是“積弊”盡掃，士人們又可以揚眉吐氣了，而由他們所主導的社會輿論自然也忘不了要激濁揚清，歌頌英主，鞭笞暴君一番！

把這樣兩個天差地遠的人放在一起，人們會喜歡哪個、討厭哪個，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哪怕是在文學作品里，人們也很自然的會把“紅塵作伴，活得瀟瀟灑灑”的小燕子安排去與乾隆一起“策馬奔騰，分享人世繁華”，而雍正則充其量是指揮著一幫血滴子去到處搞暗殺。

然而，如果我們深入細致地把乾隆那些豐功偉業仔細梳理一番，我們就會發現這些事情在本質上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花錢！

不論花在誰身上，只要是花錢，不管花得聰不聰明，是不是地方，有沒有效率，總歸是一件討人喜歡的事情。一方面收到錢的人自然會感激涕零，另一方面這么多銀子堆下去也多少會有些政績，再加上只要不在乎錢，在打擊貪污腐敗方面也就不必那么認真，大可寬大為懷，讓官員們皆大歡喜。這樣一來，執政者的名聲自然會越來越好，執政者自己也樂得逍遙自在，真是何樂而不為呢？

加強財政、控制開支、整頓吏治是件費力不討好的苦差事，自己沒有好處不說，也斷了別人的財路，很容易惹來一身罵名，雖說國家財政和社會經濟是更健康了，可又有幾個人會為了這個來感謝你呢？你只不過是為下一任執政者的慷慨美名做了嫁衣而已。愿意這樣做的執政者，要么是太“笨”——笨到不會為自己打算的地步，要么就是太“命苦”——命苦到繼承到了一個已經被差不多掏空了的家底，以至于沒辦法繼續再掏下去。

不論是上述哪一種原因，雍正真的這樣做了。終其一生，雍正都是在殫精竭慮地用盡各種方法去改善稅收的體制、提高官僚系統的效率、開源節流、加強國力。雖然因此落得個怨聲載道，但雍正留給乾隆的遺產卻是實實在在的。比銀子的數目更重要的是，雍正給乾隆留下了一個相對清廉、高效的稅收和行政體系，為乾隆能夠當一個“慷慨寬厚”的明主打下了牢固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