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問題是古往今來都令最高同志者們為之頭痛的事，“鐵血”反腐皇帝朱元璋什么招都使出來了，反而越反腐越腐敗。到康熙皇帝時吸取之前的種種教訓，政尚寬仁，采取培養清官、樹立榜樣的做法，但雍正一繼位，清官問題又完全轉了向，盧華為先生在《金融觀察》著文說：“他(雍正)處處與乃父背道而馳”，深信“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難除”，這究竟是什么原因，讓雍正皇帝寧用貪官也不用無能的清官呢？

有人認為清代多貪官緣自俸祿過低，其實這只看到了問題的一面。雍正養廉并沒有能夠解決這一問題，而沒有養廉的康熙朝恰恰清官不少，說明官員的道德人品和社會風氣也很重要，只有將道德風氣的砥礪、導揚與合理的制度保證相結合，方能收到實效。

吏治腐敗問題是歷代封建王朝的痼疾，不僅令黎民百姓扼腕，也是最高統治者最為頭痛的問題。他們千方百計地加以防范，但結果卻是防不勝防。如明太祖朱元璋立重典、動嚴刑，甚至屢興大獄，采取酷烈的手段，亦未能根治腐敗。到清代，精于治道的康熙政尚寬仁，采取了頗為不同的做法。他認為加強糾察、懲處貪官只是消極的防堵措施，而明智的做法是培養清官。在康熙的取士標準里，“節操清廉，最為緊要”。他重視對臣下道德品行的考察，平時注意通過秘折等渠道了解各級官員的名聲好壞，還利用出巡等機會傾聽民間輿論。他第六次南巡時，一路訪察清官，并下令各地督撫舉薦清廉。

康熙深知清官剛正不阿，易為奸佞殘害，因而常加意保護，甚至加以特殊眷顧。如“治行為畿輔第一”的彭鵬因事多次受到革職處分，但康熙都改為降級留用，直到被降了十二級，仍奉旨留任原官。康熙還特意大張旗鼓地宣傳清官的事跡，意在讓天下官員仿效。康熙尚德、興廉的吏治思想和實踐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清官成為其治國的一面旗幟。當然，康熙朝清官眾多，而貪贓枉法的官員也時有出現，尤其是后期，對于各級官吏疏于察考，懲貪不力，官場風氣頗為后人詬病。

雍正即位之后，一改乃父寬仁作風，以“嚴明”察吏，推行剛猛政治。他大力整頓吏治，清查錢糧虧空，對查實的貪污官員嚴加懲處，追回贓款，抄沒家產;又改興廉為養廉，實行“耗羨歸公”，官員按級別從中提取“養廉銀”，給予官員合理的酬勞，使貪污行為失去借口。雍正的高明在于不僅懲治了大批貪官污吏，而且在加大懲罰力度的同時訴諸制度保證，對整肅吏治頗為有效。

不過，雍正也犯了一個錯誤。在對待清官問題上，他處處與乃父背道而馳。在他看來，“潔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較操守平常之人為更甚”。康熙希望通過扶植、保護、褒揚清官而倡導一種廉正的官場風氣，注重通過輿論來鑒別官員的操守政績。雍正則認為，“此等清官，無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為非而豪強者頌之，故百姓之賢不肖者皆稱之……及至事務廢弛，朝廷訪聞，加以譴責罷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嘆息，以為去一清廉上司，為之稱屈”，而像李衛等能吏敢于觸犯各級人等的利益，結果“或謗其苛刻，或議其偏執，或譏其驕傲，故意吹索”，為輿論所不容。因此，雍正提出“輿論全不可信”，甚至輿論皆稱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譽、欺世奸詐者流;為眾人所攻訐而孤立無援者，則應備加呵護。

雍正深信“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難除”，選拔大臣時，“寧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廢事的清官。”為了徹底消除官員好名的風習，他還一改康熙時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員和為他們建祠樹碑。雍正過于倚重能員，鄙薄清官，這種矯枉過正的措施也產生了消極后果，即時人指摘的“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能吏之中“。此后乾隆大大強化了雍正重能輕賢、重才輕守的傾向。他不僅賤視清官，而且對一切有沽名釣譽之嫌的官員深惡痛絕，絕不能容忍臣子以氣節操守獲取清名。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稱于世，而墨吏出于能員者不乏其人。后來養廉制度雖一直沿用，但各級官員不再以清廉品節相尚，雖一時畏于嚴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礪與懲勸，已經埋下官場風氣漸衰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