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與李鴻章都為清末重臣，兩人有不少相似的地方：都曾獲曾國藩的舉薦任封疆大吏，督辦軍務;都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戰(zhàn)爭中立下了大功，為日后的政治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隨著民族危機及封建統(tǒng)治危機的加深，兩人都察覺到了變革的迫切性以及近代技術的重要性，因而成為洋務派的中堅。但是，兩人一生卻處于敵視爭斗狀態(tài)，不僅相互攻訐，甚至對對方陣營中的人物也是極力打壓。

左李結仇，緣起于鎮(zhèn)壓太平天國起義的一次戰(zhàn)役。同治三年(1864)，由曾國荃率領的湘軍久攻南京不克，朝廷下諭，讓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率淮軍前往援手。老謀深算的李鴻章知道，如果遵諭前往，就有搶功之嫌，很有可能令湘軍首領、曾氏兄弟下不來臺，但是朝廷諭令又不可能漠然置之，為了在朝廷與師長之間兩不得罪，李鴻章率部南下，進入浙江與太平軍作戰(zhàn)。他的做法，被時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認為是“越境掠功”，一怒之下上告朝廷，兩人由此結怨。

《清代野記》載，左宗棠隨曾國藩籌辦軍務的時候，曾在湖南招募了數千兵勇，組成“楚軍”。安徽桐城有個名叫陳春萬的農夫，勇健而有膽量，投到左宗棠麾下，平定太平天國后，又隨剿滅了西捻軍，平定了陜甘的回民起義，一路積累軍功至記名提督，授“巴圖魯”勇號，獲賜黃馬褂，頗得左宗棠的賞識。只不過，陳春萬自幼務農，大字不識，徒具匹夫之勇而已，故隨軍征戰(zhàn)十年，只是做到營官，想要升遷至統(tǒng)率數營的統(tǒng)領都很難，更不用說正式除授實缺了。

清代的記名提督是一種虛銜，如果想要得到實授的官職，須由總督或巡撫以密奏的形式向皇帝保薦，由皇帝裁奪。而在清末，因平叛攢有軍功的軍官多不勝數，在吏部注冊的記名提督就有近八千人，總兵有近兩萬人，副將以下更是不計其數。所以，像陳春萬這樣的記名提督，是根本不可能獲得實授的。

后來，陳春萬統(tǒng)屬的勇營遭裁解散，前途黯淡的他又無錢回鄉(xiāng)定居，日子過得很失落。等到左宗棠班師回任，陳春萬前往求見，想要謀個職位，混口飯吃。沒承想，左宗棠一見到他就向他賀喜，說道：“你還不知道吧？你的官印現(xiàn)在比我的官印要大出一倍。”陳春萬大惑不解。左宗棠命手下準備香案，讓陳春萬跪下聽旨。這時候陳春萬才知道，他已被朝廷破格選用為肅州鎮(zhèn)掛印總兵，任命的公文已經送達好幾天了，只是一時找不到陳春萬通知他。

清代的掛印總兵大都兼有將軍銜，地位很高，與普通的總兵迥異，可以專門向皇帝遞交奏折，也不受總督的指揮管轄，而是直接向皇帝負責。所以左宗棠開玩笑說陳春萬的官印比他的還要大一倍。不過玩笑歸玩笑，左宗棠心里也留下了一個疙瘩，因為肅州鎮(zhèn)的總兵出現(xiàn)空缺，待人遞補，向來都是由他上奏舉薦人選，而他之前在密奏里舉薦的兩個人選，都沒有被采用。所以左宗棠懷疑，陳春萬一介白丁，能夠獲得這個職位，是獲得政敵李鴻章舉薦的緣故，由此對陳春萬十分猜忌，內心開始提防他。沒過兩年，陳春萬就稱病告還。

后來左宗棠通過內廷的太監(jiān)了解到，陳春萬獲授掛印總兵，純屬意外。在選放外官的時候，軍機處把名單呈給同治皇帝，由他點選，而同治手中的毛筆蘸朱墨太飽，他還在查找左宗棠保薦的人名的時候，一滴朱墨正巧滴在陳春萬的名字上。因是紅墨，無法更改，同治只得將錯就錯，說：“就選此人。”陳春萬因此獲授掛印總兵。只不過，在互為傾軋排擠的官場上，毫無根基的他即使有此好運，官也做不長久。

光緒十一年(1885)，李鴻章受命與法國簽訂了《中法新約》，左宗棠大加抨擊，說“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一時間引得群情激憤，把李鴻章推到了風口浪尖之上。李鴻章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左宗棠的親信，湘軍名將王德榜、臺灣兵備道劉璈隨后丟官，就是這場政治角力的結果。左李之爭，只是大廈將傾前官僚政治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