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達：徐達，大明朝開國第一功臣，他出生于一個世代種田的農(nóng)民家庭，小時曾和朱元璋一起放過牛。元朝末年，他目睹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慨然有“濟世之志”。元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在郭子興起義軍中當小軍官的朱元璋回鄉(xiāng)招兵，他“仗劍往從”，從此開始了戎馬倥傯的軍事生涯。

投奔朱元璋后，徐達不僅作戰(zhàn)勇敢，而且“時時以王霸之略進”，協(xié)助朱元璋收編了定遠的幾支地主武裝，攻占滁、和等地，被朱元璋授為鎮(zhèn)撫，“位諸宿將上”。此時，朱元璋只不過是郭子興手下的一名首領(lǐng)，“諸將多太祖等夷，莫肯為下”，而徐達與湯和等人則“奉約束甚謹”，幫助他逐步樹立威信。

不久，郭子興與另一首領(lǐng)孫德崖發(fā)生沖突，拘捕了孫德崖，而孫之部眾則扣留了朱元璋。徐達挺身而出，到孫德崖軍中去做人質(zhì)，換回朱元璋。直到郭子興釋放孫德崖后，他才被放出來。朱元璋因此對他非常感激，也更加信任。郭子興病逝后，朱元璋執(zhí)掌全軍大權(quán)，揮師南渡長江，攻占采石、太平，謀攻集慶，徐達“與常遇春皆冠軍，而達獨參與進止”，成為朱元璋最倚重的一員戰(zhàn)將。

此后，他統(tǒng)兵“廓江漢，清淮楚”，擊滅陳友諒勢力，升任總兵官、大將軍；又“電掃西浙”，攻占平江，消滅張士誠勢力；后受命為征虜大將軍，率師北伐，“席卷中原”，克復(fù)大都，“聲威所震，直達塞外”，完成了推翻元朝、統(tǒng)一北方的重任。

徐達治軍嚴明，不僅要求部下聽從號令指揮，“令出不二”，而且嚴禁他們騷擾百姓，“有違令擾民，必戮以徇”。他還注意優(yōu)待俘虜，以分化瓦解敵人。凡是俘獲敵軍將士和間諜密探，他都“結(jié)以恩義，俾為己用”。所以他帶兵出征，特別是在率軍北伐過程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大軍勘定者猶少，先聲歸命者更多”的局面。

徐達“以智勇之資，負柱石之任”，為明王朝的開創(chuàng)立下了蓋世之功。明朝建立后，被朱元璋授為太傅、中書右丞相，后封魏國公，并以其長女為燕王妃，次女為代王妃，三女為安王妃。盡管勞苦功高、地位顯赫，但徐達依然謙虛處世，從不居功自傲。每次“功成而還，拜上印綬，待命于家，略無幾微矜伐之色”。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徐達能擺脫鄉(xiāng)土觀念的羈絆，不和同鄉(xiāng)拉幫結(jié)派，沒有卷進淮西集團的是非之爭。淮西集團的骨干胡惟庸見徐達功勞大，威信高，“欲結(jié)好于達”，他根本不加理睬。胡惟庸又“賂達閽者福壽使圖達”，福壽向徐達告發(fā)，徐達便不時提醒朱元璋：胡惟庸這種人不適合當丞相。后來，胡惟庸因謀反被殺，朱元璋想起徐達的話，“益重達”。

盡管徐達對朱元璋忠心耿耿，恭慎有加，但仍然未能免除朱元璋對他的懷疑和猜忌。給事中陳汶輝在一個奏疏中曾提到“劉基、徐達之見猜”，說：“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朱元璋在為徐達撰寫的神道碑中，也承認自己曾因所謂“太陰數(shù)犯上將”的星象而“惡之”（《獻征錄》卷5，御制《徐公達神道碑》）。但是不管朱元璋如何猜忌，徐達畢竟在政治上忠誠不二，經(jīng)濟上不貪不占，生活上十分檢點，沒有任何把柄可抓，從而避免了“走狗烹”的厄運。流傳極廣的所謂朱元璋賜蒸鵝而害死徐達的說法，正如趙翼所說的是“傳聞無稽之談”，“其時功臣多不保全，如達、基之令終已屬事”，徐達和劉基是洪武朝少數(shù)得以獲終天年的大臣。

洪武十八年二月，徐達病逝，享年54歲。朱元璋追封他為中山王，賜謚“武寧”，賜葬于南京鐘山之陰，并親為之撰寫神道碑，贊揚他“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后復(fù)命“配享太廟，塑像祭于功臣廟，位皆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