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戰中鄧世昌殉國之謎 鄧世昌究竟怎么死的
鄧世昌簡介：鄧世昌(1849年10月4日-1894年9月17日)，漢族，原名永昌，字正卿，廣東廣府人，原籍廣東番禺縣龍導尾鄉(廣州市海珠區)，清末海軍杰出愛國將領、民族英雄。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時為致遠號巡洋艦管帶，1894年9月17日在黃海海戰中壯烈犧牲，謚壯節公，追封太子少保銜。有《鄧世昌傳》、《英雄鄧世昌》等多部文學、影視、戲曲作品歌頌其豐功偉績與英雄壯舉，有墓冢、紀念館等多處可供紀念、瞻仰、憑吊。
關于鄧世昌殉國的說法，大致有三種。
第一種說法，是“與艦同沉”。主要以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和蔡永康《中東戰紀本末》記載為依據，他們認為在中日海戰中，“致遠”艦不幸被敵艦圍攻，受傷累累，艦體傾斜，炮彈即將用盡，管帶鄧世昌臨危不懼，沉著指揮，號召部下“從公為國”，“置生命于度外”，“有死而已”，下令“鼓快車”，直沖敵人先鋒隊指揮艦“吉野”號，準備與之相撞，同歸于盡。“吉野”號見勢不妙，慌忙躲避。“致遠”艦在日方快炮的密集進攻下，不幸又中魚雷，致使艦身破裂，大量進水，“頃刻沉沒”。鄧世昌與全艦官兵壯烈殉國。此說最為通行，電影《甲午風云》即據此描繪的。
第二種說法，是“扼犬同沉”。據《清史稿鄧壯杰公事略》記載，當“致遠”艦沖向“吉野”時，被“吉野”艦發射的一枚魚雷擊中，致使鍋爐迸裂，艦體下沉，鄧世昌和250名官兵同時落入滾滾的黃海波濤之中，臨難之時，鄧世昌感慨地說：“吾志靖敵權，今死于海，義也。何求生為！”艦進水后，他還站在水中怒罵敵寇。侍從劉忠把浮水梃向他投去，他拒不接受。此時，恰好有一艘中國魚雷艇駛來，艇上水手高呼：“鄧大人，快上扎桿！”鄧世昌并不理會，鏗鏘有力地表示“闔艦俱盡，義不獨生”。他的隨身愛犬游到身邊，銜住他的胳膊不讓他下沉，被他毅然推開。愛犬不忍離去，又銜住他的辮發。鄧世昌“望海浩嘆，扼犬竟逝”，望著血染的大海，發出長聲的嘆息，扼住犬首，一起沉入海底。
第三種說法，是“義不獨生”。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1894年10月5日上皇帝《奏請優恤大東溝海軍陣亡各員折》和曹和濟《律門奉使記聞》以及《番禹縣續志》均有記述，說鄧世昌墜海之后，侍從劉忠用浮水挺援救，被他拒絕，后又被別艦將士奮力救起。但他目睹全艦蕩沒、官兵都身葬大海的慘狀，悲痛欲絕，義不獨生，于是再次投入大海，壯烈犧牲。
和歷史上許多戰事一樣，一些細節均撲朔迷離，中日甲午海戰中鄧世昌的殉國經過亦如此。由于當時參戰的中日雙方在海面上來往廝殺、糾纏混斗、炮煙彌漫，難以辨認。“當猛戰時，兩軍艦旗幟俱毀，各不能辨其孰為敵艦，其略可識認者，僅在船之顏色形模”而已。加之“致遠”號的官兵大部分戰死，因而對鄧世昌犧牲的情形，僅靠旁觀者的想像和敘述，未免不無出入，流傳至今，說法各異。第一、第三種說法均有當事人記載，特別是第一種說法流傳甚廣，散見各類著述。第二種說法雖然不見當事人記載，但也有聲有色，亦有可信之處。這就有待于史家繼續考證了。但縱觀時代背景，筆者愿意相信鄧世昌“扼犬自沉”的說法。
甲午海戰中，北洋水師將領除了致遠艦鄧世昌“扼犬自沉”之外，鎮遠艦護理管帶楊用霖“吞槍自殺”，提督丁汝昌、定遠艦管帶劉步蟾、鎮遠艦管帶林泰曾等一些海軍主要將領，選擇了“吞食鴉片”的自殺方式。選擇自裁的方式作為了斷，這是古往今來的軍界中頗為流行的一種做法，但筆者對鄧世昌在最后關頭執意求死的舉動，還是持保留意見的：鄧世昌不應該采取“扼犬自沉”的自裁方式。
其實，黃海大對決之后，北洋海軍雖然損失慘重，喪失五艦，但是艦隊的主力艦“定遠”和“鎮遠”戰斗力依然強勁。與此同時，日本聯合艦隊也是損傷嚴重，實力大減。對北洋海軍來說，還可以整合剩下有生力量，修理受傷戰艦，等待時機與日本聯合艦隊決一雌雄的。鄧世昌是中國第一批優秀的現代海軍軍官，自福建馬尾船政學堂到北洋水師，其間歷練凡二十余年，具備了豐富的航海專業知識及海戰實戰經驗，是中國海軍的寶貴人才，即使一次戰敗，還可以繼續為北洋水師服務。可惜，劉，林，鄧，楊這四名優秀的中國第一批現代軍官，全部在甲午戰爭中自殺殉國。
歷史證明，鄧世昌戰敗可惜而不可恥，真正可恥的是北洋海軍的主要負責人。他們被血戰打掉銳氣，竟將還保存著大小十幾艘完好的戰艦拱手交給了日本海軍。丁汝昌是在投降書上加蓋了提督大印后吞食鴉片自殺的，像他這樣的指揮官即使畏罪自殺，也是不能逃脫后世審判的。可恥的還有清廷統治者，他們更應承擔歷史罪責。由于統治集團主戰、主和意見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組成專門的作戰指揮機構，更無統籌全局的戰略指導，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國的“調停”，繼則在海陸戰端已啟的情況下倉促宣戰，豈能不敗？！
鄧世昌等海軍將士壯烈殉國后，清廷對他們撫恤極為優厚。光緒皇帝賜予鄧世昌“壯節”謚號，許鄧入祀京師昭忠祠，追贈太子少保，又親撰輓聯“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光緒又撥十萬兩銀，在鄧世昌家鄉廣東番禺修建鄧氏宗祠，又派欽差大臣向鄧母賜匾，可謂極盡哀榮。但是，這仍然難掩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北海水師軍官們錯綜復雜的心態。
今天，我們已經很難理解鄧世昌當時“望海浩嘆，扼犬竟逝”的心境了，仰或對戰敗的自責？仰或對日寇的憤怒？仰或恐懼朝廷懲罰？仰或愧對國家恩厚？仰或對清廷的失望？如此，還不如歸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