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人文紀錄片《當盧浮宮遇到紫禁城》中，有這樣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情節：同為那個時代世界上兩個最偉大的統治者，中國的乾隆皇帝與法國的拿破侖皇帝在畫家的筆下展開的形象完全不一樣：拿破侖皇帝喜歡畫家把自己描繪成戰神，而乾隆皇帝則更愿意畫家把自己打扮成文人。

兩位統治者形象的截然不同，代表的是中國與西方在國家發展上發展邏輯、發展重心、發展模式以及價值取向的不同。而這些不同，又首先應該追溯到雙方在地理環境與戰略主題上的差異。

西奧多羅普（Theodore Ropp）有一句名言：“地理是戰略的核心。”地理環境是影響一個國家發展模式形成的最穩定的因素之一，文明的生存與發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地理條件。地理條件構成一個國家發展最大的初始條件和制約因素。

古代中國的地理環境有三個基本的特征。首先是具有相對的封閉性。古代中國的西南是喜馬拉雅山，西北是帕米爾高原，北邊是戈壁、沙漠，東邊和南邊是茫茫大海，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來講，這是相對與世隔絕的區域。古代中國本身就形成了一個獨特的世界體系，是一個獨立的“天下”。這也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說的古代中國人“天下”意識遠遠超出“國家”意識的原因之所在。

其次，古代中國所在的地理空間，又具有整體的統一性。古代中國把東亞大陸地區最適合農耕的這片大陸基本上都納到了自己的版圖之中，形成了以農耕文明為主體的發展模式。而外部的封閉使得中國文明具有一種向心的力量，即使是周邊的游牧民族也往往是參與到中原地區的角逐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大一統的格局必然會成為古代中國國家發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主體的統一必然成為中國歷史的深層政治結構。

最后，古代中國的地理空間又有一種局部的獨立性：高原、戈壁、沙漠，以及江河、高山的隔斷，使得每每在中央王朝權力衰微的情況下，便會使一些地區暫時的獨立發展成為可能，如春秋戰國的分裂，如魏晉南北朝的鼎立，如五代十國的割據。但這種局部的獨立性，最終又要服從于整體的統一性，就是所謂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國歷史上總體的統一和暫時的分裂之間是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

在這樣的地理環境中，產生了兩種影響了中國歷史基本走向的力量：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間的關系構成了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內容。由于中國地理的相對封閉性，北方地區興起的游牧民族向外發展比較困難，向中原發展卻是非常輕松的事情，而中原富裕、溫暖的農耕地區對游牧民族總是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游牧民族的騎射優勢又使其在戰爭進入火器時代之前，一直能對農耕民族形成巨大的軍事壓力。所以從西周一直到清代前期，來自北方的邊患往往是中原統治者必須應付的大事。

這就使古代中國出現了三個不同的重心，即軍事重心、政治重心、經濟重心。南宋之前，三個重心基本還是重疊的。但隋唐以后尤其是南宋以后，隨著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三個重心便呈現分開的局面。以長城和長江兩條線為界，長江以南是中國的經濟重心，所謂的“天下財富，半出江南”；長城以北是中國的軍事重心，所謂的“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在長城和長江之間的中原是中國的政治重心，所謂的“逐鹿中原”。

這就給古代中國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來自北邊游牧民族的壓力迫使中國歷代的王朝不得不把軍事重心始終放在北方，而不能隨著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而南移；同時，政治重心顯然不能離軍事重心太遠，否則的話就會因軍事重心偏離而出現割據和失控的情況，所以政治重心一定也是要在北方的。這既是備邊的需要，也是維護大一統格局的需要。

在這種情況下，也就決定了古代中國注定只能是一個大陸帝國，而不可能發展成為一個海洋國家。陸上對北邊游牧民族的防御需要，使歷代王朝必須把大量的資源放在北方，而不可能去花大力氣經營海洋。鄭和的下西洋最后不得不讓位于北邊對于蒙古的防御的需要，便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由此中國歷史便呈現了兩個明顯的周期：一個周期是中原王朝周期性的興衰，一個是游牧民族周期性的南下。且隨著歷史的演進，第二個周期越來越被納入到第一個周期之中，兩個周期最終越來越合二為一。像蒙古族、滿族的南下，最后都被以“入主中原”的形式納入到中國王朝循環的歷史之中，元、清也便同宋、明一樣，成為中國的正統王朝。這就是所謂的“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

在這樣一種相對封閉、相對獨立發展的空間中，天下興衰，就構成了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戰略主題。

在古代中國人看來，正統王朝的興替的過程，就是天下秩序興衰的過程。王朝的興起，代表著天下秩序的建立；王朝的衰敗，代表著天下秩序的崩潰；而新王朝的崛起，則代表著天下秩序的重建。古代中國的國家發展，便是以天下秩序的“維持與重建”這樣的主軸來展開的。舊的王朝的戰略重心在于“守天下”，而新的王朝的戰略重心在于“取天下”。但在古代中國，天下只有一個，天下的最高權力只有一個，這一點卻是毫無疑問的。

這樣的國家發展模式，是在一元、整體的環境下展開的，它與西方式的在多元、沖突體系下展開的國家發展，必然會有極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