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已經當終身制總統(tǒng)了為什么還要稱帝？
袁世凱早年發(fā)跡于朝鮮，歸國后在天津小站訓練新軍。清末新政期間積極推動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間逼清帝溥儀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1913年鎮(zhèn)壓二次革命，同年當選為首任中華民國大總統(tǒng)，1914年頒布《中華民國約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稱皇帝，改國號為中華帝國，建元洪憲，史稱“洪憲帝制”。此舉遭到各方反對，引發(fā)護國運動，袁世凱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癥不治而亡，歸葬于河南安陽。
觀袁世凱一生，前面都非常輝煌，小站練兵遂成中國近代陸軍之父，逼清帝退位和平建立中華民國，當然也有賣國的二十一條，但是最大的敗筆就是稱帝。袁世凱麾下眾將，如馮國璋徐世昌等人，副總統(tǒng)黎元洪都是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袁世凱一向精明，為何執(zhí)意干到底。史書、教科書上說是袁世凱想當皇帝想瘋了，利令智昏。這種斷言只是臆測，不足為信。既然袁世凱都已經成為終身制總統(tǒng)了，為什么還有稱帝呢？小便認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民國初年軍閥勢力強大，袁世凱稱帝挽回中央權威
美國學者歐內斯特.楊 認為：“在袁世凱任總統(tǒng)的最初幾年內，最困擾他的問題就是政黨和議會的作用以及省和中央的關系。”
當時中國最為迫切的局勢，是要將地方政權、軍權、財權亟需收歸中央，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亟需建立，而后才能大力整飭，發(fā)展國力。在弱肉強食的世界格局中，落后就要挨打，弱肉強食，國家弱就意味著被瓜分，國家因此必須復興。袁世凱為這種復興中國找的一條路就是中央集權。在那個世紀時代，這是所有處在殖民地境況下的落后國家唯一可選擇的道路。德國，日本也是如此。
袁世凱的美國政治顧問是古德諾，他認為：“中國采用君主制比較好。”他擔心的問題是：在落后國家實行共和制，“總統(tǒng)既非世襲，大總統(tǒng)承繼之問題，必不能善為解決”。
加拿大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陳志讓先生認為：中國“中央和地方的政治關系，因為辛亥革命而起了重大的變化”，辛亥革命以后，北京與各省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了。實際上，關于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問題，在清末鎮(zhèn)壓太平天國以后就尖銳地提出來了。清廷在最后幾年所實行的許多重大舉措，無不與力圖削弱地方加強中央的權力有著密切的關系，其目的“都是為了在國內實行權力更加集中的控制”。辛亥革命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各省對北京要求增加權力的反應”。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本身就是在清末新政中迅速膨脹起來并利用辛亥革命之機實現(xiàn)了從地方走向中央的一個實力雄厚的地方政治軍事團體。袁世凱政權建立后，這種情況表現(xiàn)得更加突出。
想要在短時間內解決問題，要有一個高度集中的中央。能調動各地，控制弱區(qū)，限制列強瓜分掠奪。要進入到這個強國夢，首先就是要消滅軍閥。袁世凱多次對部下說起過日本的集權，并說“埋頭十年，抬頭與日本相見”——意思就是要滅割據(jù)、集政權。
因此，袁世凱要解決這一問題，只有通過皇帝的頭銜來進行，而總統(tǒng)由于《臨時約法》的限制，有很多權利轉移到了內閣和總理手里，這樣導致效率低下，總統(tǒng)權力受到限制，無法實現(xiàn)中央集權。
袁世凱稱帝
袁世凱錯估民意
1915年8月，在袁克定的直接策動下，由楊度領銜，聯(lián)合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共同發(fā)起成立了“籌安會”。時稱“六君子”。在這六個人當中，除了楊度是著名的“湖湘才子”之外，劉師培和嚴復是學術泰斗;孫毓筠、李燮和、胡瑛曾是同盟會的骨干，辛亥革命時都是沖鋒陷陣的人物，曾經當過省都督。在他們當中，嚴復的思想較有代表性——在嚴復看來，根據(jù)文明進化論的規(guī)律，中國最好還是保留帝制，但應進行適當?shù)膽椃s束，應在激進與保守之間，尋找平衡點;況且，民智的淺深與君權的輕重一直成反比，在民智尚未真正開化的情況下，倉猝實行西方民主，可能會引起社會的激變。個性怪戾的嚴復對袁世凱也有“一針見血”的評價，在嚴復看來，袁世凱充其量只是帝制時代一個能干的總督或者巡撫，如果要帶領國家與列強相抗衡，則太缺乏科學和哲學知識，也太無世界眼光;但嚴復又認為，只有袁世凱才是當下中國唯一的強者，代表著秩序和集權，即使不能立即采取強國的措施，至少也能盡快結束讓人瘋狂的無政府狀態(tài)，制止中國走向分裂。
“籌安會”開始的宗旨是對帝制進行單純的理論探索，但隨著事態(tài)的進展，很快就發(fā)展成為帝制搖旗吶喊的組織了。籌安會在北京成立之后，又在各省成立了分部。隨后，籌安會組織了會員進行國體投票，投票的結果自然是贊成帝制。接著，籌安會發(fā)出第二次宣言，準備組織各界公民請愿團，向參政院遞交更改國體的請愿書。
恢復帝制浪潮就這樣越演越烈。在這種形勢下，參政院開會，研究處理公民請愿問題。政事堂左丞楊士琦代表袁世凱發(fā)表書面講話，聲稱：“維持共和國體，尤為本大總統(tǒng)當盡之職分。近見各省國民紛紛向代行立法院請愿改革國體，于本大總統(tǒng)現(xiàn)居之地位，似難相容，然大總統(tǒng)之地位，本為國民所公舉，自應仍聽之國民。”這種吞吞吐吐的表態(tài)，對于變更國體態(tài)度不明，似乎既是贊成又是反對。不過弦外之音顯然很清楚，那就是如果全國人民硬要袁世凱做皇帝的話，他也會尊重和服從國民的意愿。
可見雖然袁世凱認識到這有可能是有人在策劃，但是他并沒有清醒的認識，只認為那些策劃的人只占少部分人，大部分人還是擁護的，就這樣錯估了民意，導致了悲慘的下場
楊度：怪我咯
楊度在前清是個君主立憲派人士，后來加入了共產黨，他同孫中山的關系也不錯，但在1915年時，他是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積極為袁世凱謀劃稱帝，是個帝制派。楊度的表現(xiàn)在中國政界也算是個異數(shù)，但說到底還是個書呆子的緣故吧？
楊度
擁袁世凱為帝，最開始，是湖湘才子楊度奠定理論根基的。楊度曾拜湖湘大儒王闿運為師，后來東渡日本學習政法，一直主張君主立憲制度。在日本期間，孫中山曾經勸楊度參加革命，特立獨行的楊度拒絕了。清末時袁世凱倡導立憲，一直視楊度為智囊，親自題匾稱楊度為“曠代逸才”。“五大臣”出洋考察報告，就是由楊度和梁啟超共同起草的。辛亥革命之后，中華民國確立民主共和，楊度一直持有異議。1915年4月，楊度完成論著《君憲救國論》，該文洋洋灑灑，長達兩萬多字，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論述君主立憲救國的理由，中篇論述總統(tǒng)制的缺漏，下篇批判清末民初的立憲。楊度的主要觀點是：中國如不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終歸亡國而已。在楊度看來，共和國必須有很深的民主自由傳統(tǒng)，一般意義的共和國，經濟強盛，軍事實力相對較弱，比如美國和法國等;共和國的國家元首由選舉產生，往往會導致政局不穩(wěn)。至于君主立憲國家，一般都有服從和等級的傳統(tǒng);君主立憲的國家，一般來說軍事實力比較強大，比如英國德國。楊度還根據(jù)中國國民認識的現(xiàn)狀出發(fā)，認為中國人多數(shù)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因此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tǒng)一行政、國內治安，除用專制，別無他策。
以楊度一知半解的理解，君主制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政局能夠長期保持穩(wěn)定。因為君主制不存在最高權力的更替，僅憑血統(tǒng)繼承，這樣就避免了因共和制所引起的變更紛爭。很多國家因為共和制所產生的紛爭，幾年就會出現(xiàn)一次，此聯(lián)彼抗，會引起全國性的動蕩。如果加上有野心的外國乘機縱橫于各派之間，挑撥離間，那么就會出現(xiàn)如此局面：一是各國瓜分中國;二是各國出兵代中國平亂，最后也是亡國。所以，楊度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實行君主立憲制是救亡圖強的最佳方案。
楊度作為籌安會的一員，也是為袁世凱的稱帝立下了汗馬功勞，可以說，袁世凱稱帝，除了袁世凱自己還有他兒子，最賣力的就是楊度了。
就這樣，在多方面的原因和人的推動下，袁世凱走向了稱帝的道路，當然等待他的也是非常悲慘的下場，只當了83天的皇帝就宣告結束，正體現(xiàn)了那句話：高處不勝寒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