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子女政見不同，情感也一度受到影響，但他們最終都超越了黨爭。遠隔千山萬水，遠隔10年、20年，但他們間的親情著實難為外人道。據說，1981年宋慶齡去世時，遠在美國的宋美齡雖對內對外都沒有公開說一句話，也沒有任何唁電發布，但她當時就失聲痛哭，并且私下里多次流淚，虔誠為二姐做禱告。

用我們當代人的話，像宋耀如這樣的超人極懂得資源的優化組合。他為孩子們操心婚事，當他遇到孔祥熙時，能夠迅速理解孔、宋聯姻的意義。在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哪個家族可以跟孔家相比。歷代帝王都要舉行祭孔大典。孔子后裔不論散落何地，都一直保持著族譜不亂的排輩，這無疑是一個有文化象征的家族。而宋耀如自己出身寒微，子女受的都是西洋教育，對中國傳統、中國文化都缺乏很深的了解。這種聯姻的優勢不言而喻。

當然，跟宋耀如一樣理性、強勢的宋靄齡也懂得欣賞、發現異端之美。盡管在遇見孔祥熙之前，她見識過太多優秀的男人，但她還是看到孔祥熙對于她人生的意義。宋靄齡見識過現代生活的繁華奢侈，也想象過孔祥熙一類山西土財主的家，以為“那里的生活是艱苦的、原始的”;但當她坐著一乘由16個農民抬著的轎子，進入孔祥熙的故鄉山西省太谷縣時，她驚異地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在山西的孔家大院里，服侍她的傭人、仆役就有幾十人之多。這樣的生活還不是個例，當地的許多商人家族都過著同樣的日子。

當然，宋家人的能耐在于她們能夠支配最好的資源。民間傳說，宋靄齡愛錢，宋慶齡愛國，宋美齡愛權。這其實低估了宋氏家族成員們生存的意義。他們可能有私心雜念，但他們不是暴發戶，他們的聚斂與其說是本能，不如說是立功立業的必須。一句話，他們都有變革自己所置身的社會的功利心。盡管他們之間也有不和，但他們懂得邊界和溝通。徐家涵就說過：“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三個家族發生內部摩擦，鬧得不可開交時，只有她這個大姊姊(指宋靄齡)可以出面仲裁解決。她平日深居簡出，不像宋美齡那樣喜歡拋頭露面。可是她的勢力，直接可以影響國家大事，連蔣介石遇事也讓她三分。”

宋耀如去世后，宋靄齡做了家族第二代的核心。她也無愧于這一領導者的角色。《紐約時報》在她死時形容她：“這個世界上一個令人感興趣的、掠奪成性的居民昨天在一片緘默的氣氛中辭世了。這是一位在金融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婦女，是世界上少有的靠自己的精明手段斂財的最有錢的婦女，是介紹宋美齡和蔣介石結婚的媒人，是宋家神話的創造者，是使宋家王朝掌權的設計者。”宋靄齡的貪婪大概有很多種原因，用宋慶齡的話說：“倘若大姐是個男人，委員長恐怕早就死了，她在15年前就會統治中國。”

談論宋家，最令人驚異的不是他們的能力，從宋耀如、倪桂珍夫婦，到宋靄齡、宋慶齡、宋美齡，以及經濟天才和外交家宋子文，以及同樣有才華的宋子良、宋子安，這些人都可圈可點;但最令人驚異的是他們那種強悍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絕不缺少人生的深度和重量，也不缺乏對外界的接納和弘揚。有人專門盯著宋家的自負一面，卻很少注意他們對世界的包容、對人類文化的熟悉和運用。

抗戰期間，宋美齡在美國參、眾兩院演說，引用中國諺語“看人挑擔不吃力”。她說：“我們不要忘記在全面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中國孤立無援，抵抗日本軍閥的淫虐狂暴……中國國民渴望并準備與你們及其他民族合作，不僅為我們本身，且為全人類建設一合理進步之世界社會，這就必須對日本之武力予以徹底摧毀，使其不能再作戰，解除日本對于文明的威脅。”

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可以說，奠定宋氏家族世界眼光、歷史和文化情懷的，仍是宋耀如。年輕時的宋耀如熱心傳教和實業，但絕非不關心政治，相反他也向往革命，而且結識了不少革命志士。1894年，經朋友介紹與牽線，宋耀如在上海結識了正取道上海、準備北上天津上書李鴻章的孫中山，二人一見如故。孫中山從天津回到上海后，宋耀如聯系中文版《萬國公報》編輯部，把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改成短論形式，在《萬國公報》第九、第十號上發表。這期間，孫中山、陸皓東和宋耀如三人在宋耀如家里“屢作終夕談”。只是宋的作用未被后人重視，人們沒有理解，這個傳教士其實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宋耀如盡其所能地支持了孫中山。他曾多次冒著砍頭的危險，在他的華美印書館以印刷中文《圣經》為掩護，秘密印刷反清和傳播革命思想的宣傳品。在孫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動中，宋耀如的捐助曾在較長時期內成為其重要的經費來源。宋被尊稱為革命志士，但是，結合他一生的實踐，可以說，他是一個到今天都被論者低估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