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衣社是20世紀30年代由一群黃埔生創建的秘密組織，胡宗南、鄭介民、戴笠都是由此發跡。幾年后成為民國三大派系之首，最終演變成中國歷史上唯一的法西斯化運動。藍衣社創立七年后因種種矛盾不宣而散，分化為三青團和軍統局。

機場大火驚動蔣介石

所謂“南昌大火案”發生在1934年6月。這一夜，南昌機場連片的營房、停放在機場上的幾架飛機連同眾多的倉庫，很快被火光吞沒。直到凌晨時分，火光才漸漸暗淡下來。南昌機場處處灰燼。眾多主要傳媒的記者，團團圍住了現場的最高官員、原航空署署長徐培根(藍衣社外圍分子)。

此時，徐培根已接到調令20幾天，但新署長尚未上任，南昌機場仍由他負責。面對記者的種種提問，徐培根一言不發，眼里不斷地溢出淚花。

幾個小時后，全國各大早報紛紛刊登了南昌大火的消息;眾多獨立報紙也發表了評論。它迅速成為全國矚目的焦點事件。

是千萬華僑的血汗，無數市民的積蓄，乃至婦女的首飾和學童的零花錢，支撐起了草創的中國空軍。空軍是中華民國的希望，由三萬民工歷時九月、艱難建成的南昌機場，更曾使舉國歡騰。這樣的重重背景，使機場大火震動全國。南洋、歐洲乃至美國的眾多華人報紙，也以呼天搶地的筆調，報道了這個事件。

大火也使得蔣介石異常驚詫、“悲痛莫名”。他命令侍從秘書、調查課課長鄧文儀(藍衣社元老)組成密查組，查清起火原因并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鄧文儀整整奔忙了大半個月，找到了大火的發端處：一處修建于1902年的舊式營房。徐培根后來談到，“(營房)為木制，系副署長陳慶之要求改為航空隊用。因房子已舊，需重修地板，在屋內堆有刨下來的木皮，火災即是由吸煙引發刨花起火所致”……

然后，是責任人的追查。

這個責任人，被認定為一名執勤士兵。按照規定，在機場殷勤時不準吸煙;在煙癮大作的情況下，這名士兵躲進了那處營房，無意中釀成這把震驚全國的大火。鄧文儀由此得出結論，該案系“過失事故”。

這時候，各種民間謠傳層出不窮，鄧文儀感到了極大壓力。為此，他迅速整理《密報紀要》，并提出三條處理意見：公審、槍斃肇事士兵并追究其官長責任;向海內外公布調查結果;邀請民眾代表前來南昌聽審，“以正視聽”;最后，是迅速調撥專項資金，修復機場，以平息民間的普遍聲浪……

此時，一個神秘的告發者出現了。

“告密者”與“勸阻者”的角力

《密報紀要》抵達蔣介石案頭的第二天，南昌一家小報即全文刊登了這份文件，并附發長篇評論。該評論一口咬定，要被槍決的那名士兵，連同眾多被撤職的軍官，都不過是替死鬼。南昌大火，源于人為縱火，“縱火案在消弭貪污罪證。該員地位甚高，且和調查主官勾結甚深。官官相護，不僅貪污前案，即此滔天巨案亦將石沉大海……”

此后幾天，眾多報刊紛紛轉載此文，一些大報還發行了“號外”，它們將矛頭直接對準了徐培根、鄧文儀，宣稱徐培根是縱火罪魁、鄧文儀乃包庇禍首。

其中流傳極廣的一個傳聞是，這是一起極端惡劣的人為縱火案。縱火主謀徐培根不僅領著一份高薪，有著大筆灰色收入和受賄所得，他還很深地介入了證券、期貨等投機領域。這一年，在期貨市場，徐培根先后虧損了兩三百萬元。這么多錢，徐培根是從哪里來的？毫無疑問，是貪污、是挪用購買飛機的公款！及至事發前，徐培根即將被調走，倘若不銷毀各種收支賬目的話，貪污挪用必定案發。為此他指使親信，在幾處營房潑上汽油，制造了這把駭人聽聞的大火。

與此同時，另一個說法不僅迅速傳播于江西、寧滬各地，此后幾十年，它甚至進入了許多嚴謹的歷史傳記著作。那就是“回扣說”：大火是徐培根縱火引發的，目的也是消弭貪腐證據。不過，徐培根的腐敗，并非貪污、挪用，而是向美國公司購買飛機時收取的回扣。

而這個神秘的“告發者”，將這些說法匯報給了蔣介石。蔣介石當即下達手令，決定將徐培根連同“肇事士兵”、“責任長官”統統槍斃。

槍斃手令卻被另一個人勸阻住了。“勸阻者”老謀深算地談到，無論南昌大火是否人為縱火，都要將它定案為過失事件;此時槍斃徐培根的話，貪污腐敗、人為縱火即成鐵案，它必將影響形象。可先軟禁徐培根，如有需要再殺不遲。同時，他提議撤銷鄧文儀的一切職務。

但他反對由CC系、中統勢力復查此案。他說當務之急，是立即派遣干員前往美國，察訪飛機制造商，查清徐培根是否收取回扣，“以正視聽，挽回影響”;以防止有人因一已私憤，對藍衣社落井下石而不惜擴大事態，使案件越描越黑，這個“干員”不能是CC系、中統人物……在他的建議下，這個“干員”人選，選擇了特務處的負責人戴笠。

幾十年來，沸沸揚揚，導致了藍衣社重大挫敗的“南昌大火案”，其真相始終隱藏在歷史的深沉黑幕之下，讓人無法瞥見它的根本。事實上，大火就如鄧文儀所匯報的，由那個士兵的過失引發國家級的無風起浪、一波三折，則完全是人為的結果。

事實上，這是CC系、政學系的主要官僚，極其高明地利用“無官不貪”、先入為主的社會普遍心態，既有默契又相互防范，試圖一舉摧毀藍衣社的傾軋杰作。在中華民國的歷史里，幾乎沒有另外一個傾軋安全，可以和它相提并論。

戴笠的發跡

那個神秘的“告發者”，也就是將《密報紀要》泄露給輿論界的人，很久以后，才被人得知是CC系領導人之一陳立夫。而那個神秘的“勸阻者”則是政學系的頭號人物楊永泰。

是時，三系之間的傾軋關系錯綜復雜。楊永泰不希望藍衣社迅速被瓦解，他要留著這群毛頭小伙，去為他分擔CC系的可怕壓力……為此，他以無可非議的理由，阻止CC系、中統的勢力介入“南昌大火案”復查，以免陳氏兄弟乘勝追擊、擴大事態。

據說，在軟禁徐培根、罷免鄧文儀之前，蔣介石召見了鄧文儀，并歷數著他種種“乖張失當”之處。這之后的問題，就是原屬鄧文儀、包括千余特工、堪比CC系、中統勢力相提并論的調查課，將花落誰家呢？

1934年7月底，戴笠從美國趕回南京。他此行不僅以翔實證據證明了徐培根沒有收取回扣，并且他在美國的短短幾天內，面見許多華僑領袖、華人報刊記者，讓千萬華僑漸漸相信，機場大火是一起“過失事故”。

8月初，蔣介石的一道命令讓戴笠欣喜若狂：已失去鄧文儀的調查課“原有人事”，一概并入特務處;多達千余名特工專家、職業偵探，從此將劃歸他的手下。接到手令當夜，戴笠召集了全部駐京特務，大肆慶祝。席間，戴笠頒布了嚴令：各特務必須對調查課人員一視同仁，倘有先后、門戶、小派系之分，一律格殺勿論！

次日，他就迫不及待地行使起了自己的新權力。按照鄧文儀交出的花名冊，他命令調查課全部的1628名人員，即刻到南京受訓并改組。與此同時，在他的率領下，145名特務處原有人員，也全部到機場、車站、碼頭隆重迎接，以示歡迎。

幾十年后，鄧文儀心情復雜地談到，“此為戴笠俱事業中之重大事件……特務處由此始為一組織，軍統局由此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