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十日的起因 史可法率軍死守揚州城終被攻破
弘光元年(1645年)，清兵在多鐸的率領下，分兵亳州、徐州兩路，向南推進，勢如破竹，迅速占領了滿洲、青海藏區、穆斯林地區，并乘勢下寧夏，甘肅，麗江，直至揚州。四月十九日，明將許定國引多鐸師至揚州，揚州被清水陸各軍重圍。守將史可法統率軍民，堅守孤城，同時，向弘光皇帝求援，弘光不應，揚州告急，四月二十一日，明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形勢更為危急。史可法等堅守至四月二十五日，終因彈盡糧絕，被清兵攻破。史可法自刎不果而被俘。在多鐸百般的誘降時，史可法斬釘截鐵地說道：“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我頭可斷，而態不可屈”，結果慘遭殺害。史可法的部下在這種情形下，仍率余部繼續鏖戰，直至流盡最后一滴血。清軍占領揚州后，縱兵屠掠，十日封刀，史稱“揚州十日”。
《揚州十日記》就是這段歷史的忠實記錄者，是屠殺異族人口的罪惡見證，它永遠地將野蠻和罪惡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且看經過屠殺的這片土地上的血淋淋的場景：“……行過一溝一池，堆尸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為五色，塘為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從其后門直入，屋宇深邃，處處皆有積尸……”整個文本采取雜記形式，筆者自身亦被記錄于筆端，和歷史事件整個地融為一體，在文體上有些近似于筆記小說。在當時看來，則有似是“新聞”。所有這些，似乎與嚴肅的史學著述不太相同，很難列入史地奇書之中。事實上，這種形式的靈活性并沒有影響到所記事實的客觀性，相反，這樣慘無人道的殺戮，由于是筆者的親聞目睹，更增加了它的真實性、可靠性，亦即歷史性。全文就像是一部目擊記。正因為此，《揚州十日記》才成為史地著述中的一“奇”。
史可法的“深更淚”并沒有能保住揚州。滿人對于以后發生的事情的記載顯然是很坦率的：
十八日(1645年5月13日)，大軍薄揚州城下。招喻其守揚閣部史可法、翰林學士衛允文及四總兵官、二道員等，不從。二十五日(1645年5月20日)令拜尹圖、圖賴、阿山等攻克揚州城。
就時間而言，從5月13日開始的、到5月20日以攻破揚州城而告終的這場攻城戰，無疑是短暫的。一般說來，在戰斗中大炮是非常重要的，盡管并不絕對具有決定性。這種武器和中原地區的炮手們曾使清軍初期戰斗取得很大成功，因此清軍就了解了這種葡萄牙重炮的重要性。的確，當多鐸的先頭部隊駐扎在揚州北的斑竹園時，實際上是在等待后面的炮隊。
史可法本人也非常知道這種現代化大炮的重要性。正是他在1643年建議，南京軍械庫的陳舊、笨拙的“神器”應該換成更為輕便的“三眼槍”(即三筒槍)。因而，在南京政權建立的頭幾個月里，史可法盡了極大的努力改裝他的炮隊。徐光啟的學生陳于階替他制造這種新的葡萄牙重炮。陳曾經在一個改變了他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堂的鑄坊學過這種技術。這樣，在1645年5月20日開始的攻城戰斗中，史可法由于沿石墻架在木制平臺上的外國重炮而掌握了最初的主動權。
一旦多鐸的士兵進入這些重炮的射程之內，那么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殺死殺傷。但是多鐸不慌不忙地指揮自己的炮隊向城墻西北角射擊，隨后清步兵一涌而上，通過大炮的火力網，一直沖到城墻根底下。在那里，史可法又掌握了瞬間的主動，因為他的弓箭手們直射城下的那些進攻者。很明顯，此時多鐸已經命令他的士兵不惜代價奪取西北角了。每當一名清兵倒在箭下，另一個便補了上來。很快，尸體越堆越高，一些清兵甚至不需要梯子就能爬上城墻。隨著清兵越上越多，守城者便開始恐慌起來。城墻防御工事沿線的守兵們爭著跳上木制炮臺，以爬上最近的房頂，然后逃跑。在很多地方，過重的炮臺坍陷了，那些守城士兵如果沒有被壓死，也在隨后的肉搏戰中被殺死了。
接著，這種恐慌在城里也蔓延開來。不管是因為叛徒的鼓動還是因為一些謠言(有人說，守軍以為滿軍是黃得功將軍派來的一些增援部隊)，主要城門很快被城內的人們丟棄不管了。隨著清軍的涌入，南明的士兵丟棄了他們的頭盔和長矛，狼狽不堪地逃向南門，企圖從那個方向逃走。另外一些人，知道這座城市已經被全部包圍了，干脆就不抱有任何希望。曾經以日記記載了隨后發生的災難的王秀楚還記得：“突有一騎由北而南，撤韁緩步，仰面哀號，馬前二卒依依轡首不舍，至今猶然在目，恨未傳其姓字也。”
就在守城的士兵丟盔卸甲，急忙在城中民房里尋找藏身之地時，史可法離開他在城北門的炮臺，騎馬穿過內城，直奔南門，他希望從那兒出去，然后從側翼進攻滿人。但為時太晚了，清軍已經到達了城南門。史可法這時認識到，他已經失去了揚州，抵抗可能已是毫無意義的了。
一兩天前，史可法曾面問莊子固，如果揚州城陷落，他是不是準備為主盡忠。莊子固不假思索地回答說，他會的。此刻，史可法真的請求莊把他自己殺死，但是莊子固不忍這樣做。于是史可法猛然拔出自己的佩劍自刎。但是，他沒有受到致命傷，只是倒在莊子固的懷里血流不止。史可法大聲呼叫其養子助他速死，但是史得(德)威猶豫再三未能下手。結果從城北門逃來的敗兵把他們席卷而去，后面有滿人緊追不舍。混戰之中，莊子固被殺死了，史可法被一個認出了他的清軍將領捉住。史可法請求把他帶到他們的指揮官那里去。
史可法很快就被帶到豫王多鐸那里。日記作者王秀楚幾天以后這樣描寫豫王說：“忽見一人紅衣佩劍，滿帽皂靴，年不及三十，姿容俊美”。身穿精美之鎖甲護胸，坐騎華飾，多人隨從，雖為滿人，其體貌甚偉俊，下巴突出，前額寬大，其隨員中有多名揚州人。是為滿人總督和皇帝之叔父豫王。
這份材料沒有告訴我們，多鐸在20日審問史可法時什么打扮，但是有一點是容易想象的，即在身材魁梧、衣著華麗的滿族王侯和粗壯、面色陰晦、仍然穿著帶有血跡衣服的中原將軍之間，實在有天壤之別。據溫睿臨關于他們見面的記載，豫王很友好地召見了史可法，說：
“前以書謁請，而先生不從。今忠義既成，當畀重任，為我收拾江南。”
史可法回答道：“我此來只求一死耳。”
多鐸問道：“君不見洪承疇乎？降則富貴。”
史可法答道：“彼受先帝厚恩而不死，其不忠于爾國明矣。我豈肯效其所為？”
于是多鐸命令宜爾頓將軍“勸說”史可法屈服，但是三天過去了，史可法仍然拒絕投降，于是下令殺害他。在《實錄》的簡短記載中，說道：“獲其閣部史可法，斬于軍前。其據城逆命者，并誅之。”
《實錄》給人一種有計劃地處死這批人的印象，實際上是騙人的。大部分史可法的部屬，如總兵劉肇基、驍將馬應魁、幕僚何剛、天主教徒、炮隊專家陳于階，或是死于街上的戰斗或是自殺。史可法的全部19名私人幕僚都遇難了。但是由于隨后日子里發生的暴行(那是在中國歷史上最為臭名昭著的大屠殺之一)，他們的死難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