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官場吃喝風 與送禮一樣成為通用的規則

權力與吃喝應酬，有時是個“雞生蛋，蛋生雞”式的問題。古代為官者，吃喝應酬是常態，幾成官場規則，有時甚至不吃喝不應酬，就做不了官掌不了權。同樣，歷代農民起義雖常有“均貧富”之類的口號，但若真想起到煽動性效果，還是得拿大魚大肉和女人說事兒。也正因此，農民起義往往陷入“革命尚未成功，大家已經墮落”的怪圈，久貧乍富的義軍在酒色財氣面前迅速腐化，甚至比他們曾經反對過的人更加不堪。

以權力換取酒色享受，自古便有。早在周代，《周禮·天官》中就有記載，“凡王之饋，食用六谷，膳有六牲，飲用六清，饈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這種宮廷宴會在后世因為物質的豐富而愈發繁復，最盛大的當屬每年陰歷大年初一的大朝會之后的宴飲，百官均要參加，還可以攜眷，這個古代最高規格的公款吃喝活動從周朝便已開始，直至清亡。其他例行公事的還有新皇登基時的元會宴，改元建號時的定鼎宴，祝壽時的萬壽宴等。

在皇權社會里，宮廷宴會屬于“絕對權力導致的特權特供”，本不屬本文探討之列，但這種風氣確實影響了官場生態，官員們上行下效，將宴會變成了一種固有流程，從升遷、到任到離職，還有壽辰、婚嫁等，宴會貫穿整個官場生涯。至于日常應酬更是生活的一部分，退朝了下班了三三兩兩喝個酒聊個天，是很多官員維系關系的必要手段。

如果官場動蕩，官員調動頻繁，這種宴會也會跟著頻密，如《漢書》中描述，西漢后期就有“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的混亂局面。到了《后漢書》，又有“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的記載，可見迎來送往、吃喝應酬，已導致行政效率嚴重低下。

有時，官場應酬還會引發血案，兩漢時期最著名的吃喝事件發生在演義小說里，《三國演義》開篇不久，倒霉的督郵就吃拿卡要未遂，還被暴打一頓。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此風仍盛，南朝設“迎新送故之法”，地方官上任和離任都得送禮，一般送故以三年為期，即離任后三年內，原任職所在地每年都得去送禮。各州郡甚至設置了“送故主簿”這一崗位，專職迎來送往。這一制度并沒有財政撥款，“餉饋皆百姓出”，所謂“花公款”，成了“花公眾的錢”。

有人以為越是皇帝昏庸、吏治混亂的黑暗年代，官員越熱衷吃喝，其實不然。官員應酬吃喝之風，與政治是否清明基本無關，有時盛世反而更為流行。比如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為繁榮的宋朝，就是官員吃喝風最盛行的朝代。《宋史》記載，宋朝有“旬設”之制，每一旬都有一次公費宴犒，將公款吃喝變成了國家制度，各衙門動用公款宴請都有公開賬本，名為“公使苞苴(jū)”，這種用于公務接待的公款即稱“公使錢”。

名臣范仲淹曾解釋過公使錢存在的合理性，“竊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有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認為這一切都基于公務，讓來往公務人員能夠安心工作。

這些制度使得官員動用公款吃喝成為常態，宋孝宗時的平江知府王仲行與祠官范致能、胡長文常用公款請客，“一飲之費，率至千余緡”。北宋的尹洙曾在《分析公使錢狀》中記載，慶歷三年，僅渭州官府官員，每月便有五次公款吃喝的宴會。《朝野雜記》記載，南宋時東南諸郡公使“帥臣監司到署，號為上下馬，鄰路皆有饋，計其所得，動輒萬緡”，也就是說，不但有得吃，吃完還可以拿禮物。

通常，吃喝肯定伴隨著送禮行賄，僅僅揚州一地，每年用于饋贈的小禮品就花費了十二萬緡，一緡等于一千個銅錢。

北宋時，杭州已極為繁華，朝廷派赴該路的監司大多在城內設立辦事處，杭州當地還得專門安排一名官員負責接待，大名鼎鼎的蘇軾擔任杭州通判時就疲于應付接待任務，甚至稱這里是“酒食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