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料 證明西沙群島南沙群島歷來屬于中國

菲律賓單方面推動的南海仲裁案臨時仲裁庭作出的所謂“最終裁決”否認了中國在南海的主權主張，甚至宣稱因為南沙群島無法長期居住，因此所有海上地物均為礁巖。但日本東洋學園大學教授朱建榮近日發掘的一批日本史料有力地反駁了這種說法。日本政府在上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期間，曾承認中國人在南海諸島上居住營生，并在公開報道和內部資料中承認西沙群島屬于中國。

上世紀30年代，法國先后入侵中國南沙“九小島”和西沙群島，其擴張行動引起世界各國關注。正謀劃侵略中國的日本政府內部協調了立場，決定以承認南海諸島歷來屬于中國、否定法國有“先占權”的方式來牽制法國。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收藏的一份《關于南海諸島礁歸屬關系》的史料記載，法國侵占南海諸島的消息曝出后，1933年7月19日，日本駐南京總領事日高給外務大臣內田發去電報說：報紙報道的法國最近在菲律賓群島與西貢(今胡志明市)之間占領的九個小島，屬于支那(當時日本對中國的稱呼)主權下西沙群島的一部分。

在被法方告知九個小島并非屬于西沙群島而是屬于南沙群島后，日本政府通過一篇公開報道，報道了日本外務省關于“南沙群島肯定不屬于法國、日本曾經開發、中國早已利用”的立場。

此報道刊于1933年7月21日的《讀賣新聞》。標題為《法國靠軍力無法真正占領島嶼——來自長岡大使的報告》。報道援引日本駐法大使長岡向日外務省的報告稱，日本人自1925年以來就在中業島上勘探銀礦，那里還有中國人先前居住的痕跡;而在法國侵占的另一個島(經考證，應為雙子群礁)上，則一直居住著來自海南島的中國人。

1938年初夏，法屬印度支那當局占據了西沙群島。朱建榮發現當時的兩份報紙，證明日本在同法國的外交交涉中，仍然堅持“西沙群島屬于中國”的立場。其中一份是1938年7月8日的《讀賣新聞》早報，頭條報道為《我方向法遞文書表達嚴重關切，不承認法占領西沙島》。報道稱，日本外務次官堀內7月7日召見法國駐日大使，向其遞交外交照會，要求法國從西沙群島撤退。照會明確表示，法方的行為“不會讓日本改變有關該群島只以支那為交涉對象的一貫立場”。

當天《讀賣新聞》的晚報也在頭版刊登題為《我向法抗議，西沙群島屬于支那領土》的報道。報道還援引了日本政府提供的“西沙群島是支那領土的根據”：一是1920年法屬印度支那海軍官員曾表示，在法國海軍記錄中，沒有西沙群島屬于法國領土的記載;二是1921年廣東省民政長官曾發表公示，稱西沙群島的行政由海南島支廳管轄。

此外還有大量日本政府在沒有域外勢力覬覦南海的情況下，同樣承認南海諸島屬于中國的檔案材料。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收藏的1929年日本召開第56屆帝國議會時使用的參考資料中，有一份題為《關于國人(日本人)在西沙群島收集鳥糞一事》的文件，其中詳細記載了西沙群島的情況。

該文件稱：西沙群島位于海南島東南、北緯16度至17度的南海上，“大正十年(1921年)，名為何瑞年的中國人取得西沙群島的利用權，設立西沙島開發公司。名為梁國之的中國人作為出資方代表，雙方簽訂了共同經營契約。實際上資金來自日本，由名為平田末治的人提供”。朱建榮表示，日本想染指西沙，卻又知道該群島在中國管轄之下，所以不得不借用中國人名義進入。這說明日本當時承認西沙群島主權屬于中國。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收藏的一份《關于各國地理關系雜件》中則記載，時任日本駐廣東總領事代理須磨彌吉郎在1930年10月統計了廣東省的陸地面積，其中單獨標明廣州灣、香港、澳門、西沙群島的面積。

日本防衛省收藏的海軍資料中，一份《關于廣東省當局開發西沙群島計劃一事》的資料顯示，日本海軍駐外人員曾在1933年5月向日海軍省軍務局長匯報，廣東省當局(指中方)正在秘密計劃開發西沙群島，該資料還被指定為“機密”級。日本外務省在1939年初的一份“省令”中也明確表示，日本駐中華民國海口總領事館的管轄區域包括廣東省中海南島、西沙群島、潿洲島等。

朱建榮分析認為，日本政府當時承認西沙、南沙屬于中國，并非出自“善意”，而是在直接侵占南海諸島“師出無名”的情況下，采取承認中國主權、否定法國“先占權”的外交立場，然后作為對華戰爭的延伸，出兵占領西沙和南沙。日本戰敗后，已將占領的南海諸島歸還中國。朱建榮說，這些原始資料證明日本清楚南海問題的由來，也清楚西沙、南沙屬于中國的法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