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時期中國人口激增原因 雍正取消了人頭稅

康熙于1791年宣布“固定丁口，永不加稅”的養民政策，加上雍正推行“攤丁入畝”，二者等于逐步取消人頭稅，并將其并入土地稅。始料未及，人頭稅一減，百年間全國人口數量激增二倍以上，由一億增至三億，這也從反面說明人頭稅的效用。局部人滿為患肇始于明朝中葉約1500年前后。當時福建、安徽南部等地人均耕地跌至四畝以下，剩余人口開始外流，離開家族及宗法制度控制。這一趨勢，對于古典政治制度的破壞是致命的，它宣告：一部分人已進入制度真空，蒸發了。隨著人口繼續增多，過剩人口和游民也越來越多，形勢愈益緊迫。儒教政治又茍延殘喘約三百年，至1800年清乾隆、嘉慶交際，清算終于來臨。此時，全國合計人均占有耕地資源已不足四畝底線。人均四畝的底線屬于古代農業生產承載力天限，是古代農業無法逾越的技術極限。低于底線，人民就會大量餓死，政治制度隨之失去合法性。至此，從理論上說，傳統社會的經濟體系已不能自給自足，建立在農耕經濟之上的古典文明秩序已無法維持，結局唯有崩潰。崩潰的過程，從鴉片戰爭開始，直到國共內戰結束。

中國人習慣說帝國主義靠“堅船利炮”的強勢使西風東漸，這只是問題的一面。西方列強的侵入加重了中國的苦難，那只是外因。假如沒有西方文明到來，儒教政治也會自行坍塌，因為人地危機始終擺在那里，且愈演愈烈。體制外的“太平天國”和泛濫的幫會、教門都是縫隙，西方人的到來不過雪上加霜，火上加油。俗語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一個是縫，一個是蒼蠅;中國社會內部不出現人地危機和制度縫隙，西方蒼蠅便無機可乘。其實，西方列強早就對中國垂涎欲滴，從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至大不列顛英帝國，早已環伺幾個世紀，就等雞蛋出現裂縫。這裂縫，他們并不知道是什么，國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今天我們才知道，是儒教文明特有的人地危機。

按照人口增長趨勢，19世紀后中國大地業已人滿為患，儒教制度根本無法管理，天限已經來臨。清代學者汪士鐸于1855年在《乙丙日記》中痛苦地記載：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開深菁，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汪士鐸道出了“裂縫”：到處都是莊稼，還不足以人民果腹，餓殍遍野。正此時，覬覦已久的西方豪強破門闖入，瘋狂掠奪，加重了古典儒教制度垮塌過程的慘烈性，就像一群餓獅子撲向一頭老羚羊，加重了中國人的死亡和苦難。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和數十億兩黃金白銀的賠款掏空了中國社會的財富，極大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人口過剩的歷史細節，在清代洪亮吉《洪亮吉集》中也有記載。人滿為患態勢逼近，耕地緊缺，下層民眾無法守著宗族村落安居，無奈之下只有遠走他鄉，尋求生機。結果，定居生活支撐的社會模式宗族、宗法、綱常、禮俗開始瓦解，儒教制度逐漸被拋棄。

其實，并非到1800年，中國人才開始游離定居生活。早在1500年，福建、安徽等省人口就開始闖蕩天下，經商、勞務、做海盜、下南洋……往前說，并非1500年后中國人才懂得做移民。自商周以來，中國就有一些商人，往返長途販運，他們是中國移民的先驅。商人之外，更多游俠、旅行家、方士、郎中、戲班……往來遷徙，歷朝絡繹不絕。兵荒馬亂時，還有綠林、響馬、胡子、匪盜、秘密結社……所有這些人群，都為后來的中國的移民社會模式也就是“江湖”，做過“貢獻”。這個自發的移民模式，逐漸演變為中國的江湖社會。但是，在1500年前，流動人口占社會總人口比例極低，如果不計戰亂時期流散人口，正常年份不足一成。這些人在人口規模里比重極小，還不能動搖儒教文化制度，且不時被統治者打壓。

1500年后，耕地接近飽和，局部人口過剩導致游民比例開始攀升，至1800年全國人口接近飽和，游民如洪水般散開，逃荒求生，全國蔓延，數量經常占總人口半數以上，嚴重動搖了儒教政治秩序和意識形態。1800年以后的整個19世紀，儒教制度逐步地走向破產。從此，中國就不可能走回定耕文明的老路，必須考慮用新模式解決迫切的人口增長問題，重組社會組織體系，提高資源配置水平從而提高生產力。至此時，中國古典性已經終結。然而，現代性尚未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