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宣講三民主義，有一段話是這么說的：“十幾年來，一幫軍閥官僚，像馮國璋、王占元、李純、曹錕，到處搜刮，所發的橫財動輒幾千萬。他們因為想那些橫財安全，供子子孫孫萬世之用，都是存入外國銀行。”

軍閥大發橫財，把橫財存進外國銀行，這些說的都對，不對的是數目字——孫中山先生過于低估了軍閥們發橫財的能力。比如說馮國璋吧，此人接袁世凱的班做大總統的時候，所發的橫財不是幾千萬，而是“數萬萬”，即幾個億的大洋，要按購買力折合成人民幣，至少有幾百個億！后來的大總統徐世昌，身家也是“數萬萬”，跟馮國璋打了個平手。土匪出身的奉系軍閥張作霖稍微遜色一些，身家“萬萬”，即大洋一個億。靠賄選做上大總統的曹錕更遜色一些，私人財產大約有5000萬大洋。

民國前期，大洋購買力很強，我從物價上比較過，一塊大洋在上海相當于60元人民幣，在廣州相當于80元人民幣，在北京相當于120元人民幣，在東北三省則至少相當于200元人民幣(東三省幣制混亂，大洋奇缺，日本銀行、朝鮮銀行和中國銀行都在那里濫發紙幣，造成紙幣貶值而銀元升值)。咱們就按最低標準，一塊大洋只相當于60元人民幣估算，5000萬大洋也值整整3個億，而這還是北洋政府歷屆大總統中發財最少的曹錕的身家，其他大總統身家幾何可想而知。

軍閥們發橫財的手段說穿了毫不稀奇，無非是貪污、受賄、收禮、經商。馮國璋以大總統身份販賣過鴉片，徐世昌貪污過傷亡士兵的撫恤金，北洋軍閥的開山鼻祖袁世凱當大總統時曾向五國借款，把其中2000萬大洋直接劃給私人賬戶，然后轉存到設在青島的某個德國銀行，曹錕、張作霖則既做販運生意，又大開金礦。

1918年，遼寧有一家“厚發合”公司生意很火，張作霖為了賺錢，挪用100萬大洋的公款強行入股該公司，要求每月分紅20萬大洋。分紅滿一年，那家公司實在撐不住了——光給張大帥一個人的分紅就超過了公司利潤，不得不宣告破產。1919年，張作霖又聽說哈爾濱“廣源盛”公司不錯，想據為己有，授意他人舉報“廣源盛”偷稅漏稅，然后把經理和股東關進陸軍監獄，一文不花就成了這家公司的老板。1921年，北方幾個省鬧旱災，糧價瘋漲，張作霖以賑災的名義逼迫東北農民半價出售糧食，然后由他運到北京和天津出售，一轉手就是三四倍的利潤，平均每天的純收入竟然高達9000塊大洋。

1921年，曹錕在河北保定過六十大壽，各部總長、各軍總長、國會議員、省參議員、海陸軍高級軍官、河北河南兩省富商、梅蘭芳富連成楊小樓尚小云等明星大腕，都有厚禮奉送，“所收禮物總價相當于中人之產千余戶”。

因為有橫財，所以有豪宅。袁世凱當總統時，除了總統府，另外在北京城里還有一套價值40萬大洋的別墅。那時候北京房價低廉，花上兩三千大洋就能在王府井買一套前后三進占地兩畝的四合院，袁世凱這套別墅價值40萬大洋，不知豪華到什么程度。曹錕做直魯豫巡閱使時，在天津購置一所別墅，在保定又改建一所別墅，光保定那幢別墅的建筑面積就有2500平方米。張作霖更厲害，他在哈爾濱擁有700間洋房和3000間平房，在沈陽擁有10幢洋房和409間平房，在北京又擁有一座王府，在天津還擁有一所別墅。

民國前期所有軍閥當中唯一跟“清廉”倆字兒沾邊的，恐怕只剩皖系軍閥段祺瑞了。段祺瑞做國務總理時，不貪污，不受賄，不收禮，也不經商，別的軍閥狡兔三窟豪宅如云，而段某一生中沒有置下一套房產，下野之后連個窩都沒有，歸隱天津得租房，歸隱上海還得租房。

然而段祺瑞的清廉也經不起調查。有知情人揭露，北京錢莊“春華茂”、天津商號“春芝茂”，都是段祺瑞任國務總理時投資開設的，只不過用的是他親戚的名字。試想一下，段祺瑞要真是靠工資吃飯，哪兒來的錢開公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