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遞，如今在人們的生活中已不可或缺，但近來熱炒的啟用無人飛機送快遞，仍吸引了很多人的視線。古代快遞又叫“急傳”，它在中國出現的時間相當早，秦漢時期，全國已有成熟的快遞網絡;隋唐以后，對快遞不快、泄密等違規行為已有嚴厲的懲罰措施。

古代“快遞員”被稱為“健步”“郵人”“驛足”“遞夫”——

“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

有信史可考，快遞在中國上古周代時便已出現。據《周禮·秋官》記載，當時周王朝的官職中，便設置了主管郵驛、物流的官員“行夫”，對其職責要求是，“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實際上，早在商朝已有近似于快遞的驲傳制度，并已在殷墟甲骨文中得到證實。

古代快遞，主要用于政令、軍情的傳遞，民間使用遠沒有現代廣泛。古代最原始最主要的快遞方式之一是 “步傳”，即靠人工步行投遞。這在周代叫“徒遽”，與用郵車投遞的“傳遽”正好相對。

步傳又叫“步遞”。“遽”與“郵”、“驛”、“館”、“置”意思差不多，都是郵傳、速遞機構。如春秋時，齊桓公在齊國大路上，每30里設一個“遽”，漢代則30里設一“置”。

“健步”是古人對快遞員的最常用稱呼之一，《通鑒》注稱，“健步，能疾走者，今謂之急腳子，又謂之快行子”。健步其實就是郵差，不同時代叫法也不同，秦代叫“輕足”，漢代叫“郵人”、“驛足”，宋代叫“遞夫”，明清叫“驛夫”……。據《隋書》記載，陳末隋初有一位叫麥鐵杖的“投遞員”，“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曾由京城夜送詔書到徐州，“夜至旦還”。

古代郵件有嚴格的保密措施——

“大小二篆 ，皆簡策所用”

如何保密，也是古代快遞業非常重視的問題。為了預防中途泄密，被人拆看或偽造，古代采取了不少特殊的手段。

以秦代為例，當時有嚴格的交接和登記制度。《行書律》中規定：“行傳書，受書，必書其起及到日月夙暮，以輒相報也。書有亡者，亟告官。”同時對投遞員的素質也提出了硬性要求：“隸臣妾老弱及不可誠仁者勿令”，即老弱和不誠信的人，不能擔任投遞員。

防止泄密最重要的手段是密封。在秦代，文書都是寫在竹簡上，所以傳遞之前都會將郵件捆扎妥當。在結繩處使用封泥，并蓋上相關印璽，以防私拆;寫在絹素上則要裝入書袋中。

到了漢代，封裝工具和手段更加豐富，外封套有函、篋、囊等，根據物件的形狀、大小，分別裝入不同的包裝袋中。其中，“函”為一種小木盒，用來裝簡牘，上有木板蓋，刻線三道，鑿一小方孔，用繩子扎好后，方孔處要用封泥封好。

在唐代，公文郵件的封裝通常要用囊封，尤其是密奏，更要囊封。封泥不僅有保密的作用，還有等級之區別。一般最高五封，最低三封。封泥越多，表明郵件越重要，所用的速遞工具就要考慮緩急。

宋代，郵件保密制度和技術更為完善和進步，出現了“字驗”、“數遞”、“色遞”、“字遞”、“物遞”等多種先進的保密手法。

清代郵件封發、保密和防損工作做得更好，有“重封入遞”、“木匣入遞”、“絹袋封發”、“匯總封發”、“長引隔眼”等多種裝封手段。清代在速遞奏折一類的重要郵件時，還有專用的封裝程序，使用“封桶”、“報匣”、“夾板”等封套，外人是絕對看不到的。

唐代“快遞”果品水產——

“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

魏晉時期，中國出現了第一部專門的郵政法規，即魏國由陳群等人制定的《郵驛令》，這在中國郵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到了隋唐，快遞業更為發達，由于大運河的開鑿，水路快遞更為突出。在李隆基(唐玄宗)當皇帝時期，全國大約有1639個驛站，其中水驛260個，陸驛1297個，水陸相兼驛86個。有學者推算，盛唐時期，從事驛傳的工作人員約有2萬多人，其中驛夫17000多人。唐代詩人岑參《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寫下了親眼所見：“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

唐時已開始流行用快遞運送水產、水果。當時平原郡(今山東境內)進貢的螃蟹，便是使用快遞。據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記載，這種蟹是在河間一帶捕捉的，很貴重，在當時一只價值一百錢。為了保證是活的，每年進貢時都用氈子密封起來，捆在驛馬上速遞到京城。

中國快遞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快遞業務是給楊貴妃送荔枝，詩人杜牧是這樣寫的：“長安北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唐玄宗李隆基為討寵妃楊玉環歡心，使用快遞，從遙遠的南方向北方的長安送荔枝。這在今天已不算什么，但在當時太奢侈了！

在古代，快遞主要為皇家、達官貴人服務。明代于慎行的詩句“六月鰣魚帶雪寒，三千里路到長安”，寫的就是快遞鰣魚之事。

秦漢“投遞員”統一著裝——

“驛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幘絳韝云”

如今的郵政投遞員都統一穿著墨綠色的工作服，秦代以水德自命，色彩上“尚黑”、數字上“尚六”。當時的車同軌一律為“輿六尺”，用于快遞業務的馬匹則是“乘六馬”;上等投遞員的著裝都是黑色。

到了漢代，黑色不受歡迎，投遞員穿紅色工作服。《后漢書·輿服志》記載，東漢驛卒有特殊標記，“驛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幘絳韝云”，即頭裹絳紅頭巾、膀戴絳紅套袖。另外，身上還背著“赤白囊”，即一種紅白相間的專用郵包。

在南宋，供職當時快遞公司“斥堠鋪”的，朝廷會發給春、夏、冬三季衣服。

除著裝外，秦代對郵件快遞的要求也有明確說法。《行書律》中規定，“行命書及書署急者，輒行之;不急者，日畢，勿敢留，留者發律論之”。這句話的意思是，寫有“急”字的郵件(文書)要立即傳遞，不能有片刻耽誤，普通郵件當天送出即可，不能積壓。如果不及時投遞，要依法懲罰。

古代“快遞”最快“程限”——

驛馬“日行500里，16驛”

漢代繼承了秦代的做法，“五里一郵，十里一亭”。在“五里一郵”基礎上，又于交通要道上，隔30里建一“置”，即所謂“改郵為置”。

置，即“驛置”，又叫“傳置”。用于傳遞緊急文書，當時的郵驛機構已有專用車，這種專用車叫“傳車”。當時，用車快遞叫“傳”，用馬速遞稱“驛”。

馬肯定比馬拉著車跑要快多了。所以，東漢以后，車輛被逐漸淘汰，馬成為快遞的主要交通工具，這叫“馬遞”，這時傳遞文書的機構多稱“驛置”。在投遞過程中，一般是“換馬不換人”，投遞員一般跑完全程。

古代快遞對里程、速度都有具體的規定，這叫“程限”。

秦漢時期步遞一般都是短途，平均每個時辰要走10里，這是對普通郵件的要求，當天送完。如果用傳車，一般每天要行70里，最多每天可行二三百里。騎馬的話，對速度的要求是“日行四百里”，這是當時的速度極限了，即古人眼里所稱的“至速”。

隋唐時期對陸路的驛速則有這樣的程限：傳馬日走4驛，乘驛馬日走6驛，按每30里一驛算，日走120里至180里。如果是急件，要求日馳10驛，相當于跑300里。更急的，如送赦書，則日行500里，日行約16驛。

宋代的快遞“急腳遞”，是在步遞和馬遞基礎上創立的，最早記載出現于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急腳遞并非人力的步遞，也是一種馬遞，要求日行四百里。元代的急遞鋪，更接近今天的快遞公司，程限與宋代一樣。

泄密快遞信息將被嚴懲——

“諸漏泄大事應密者，絞”

由于古代快遞多為政令、軍務一類，如果快遞變成慢遞，或將郵件遞錯、丟失等，都將被嚴懲。

秦代規定，如果拆看或偽造文書，未能察覺，罰二甲，即《法律答問》中所謂“發偽書，弗知，貲二甲。”

《唐律疏議》規定，“諸文書應遣驛而不遣驛，凡不應遣驛而遣驛者，杖一百。”打板子算是最輕的處分。

在唐代，快遞送晚了，或是不依驛道行走(枉道)，也要被處罰，最嚴厲的懲罰手段是處死。如果在投遞過程中出現稽程，將根據時間的長短、公文的性質、引起的后果，作出相應處罰。

所謂“稽程”，就是耽誤快遞。唐律規定，“諸驛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如果是軍務，“要速加三等，有所廢闕者違一日加役流，以故陷戶口軍人城戍者，絞。”

對失密或私拆、損壞、丟失郵件，唐代也有相應處罰規定。當時禁“漏泄”、“稽緩”、“遺失”、“忘誤”，其中對泄密處罰最厲害，《唐律疏議》(卷九)中規定，“諸漏泄大事應密者，絞;非大事應密者徒一年半。”

私拆郵件的，《唐律疏議》(卷二十七)規定，“私發官文印封，視書者杖六十，制書杖八十。若密事各依漏密坐減二等，即誤發視者各減二等，不視者不坐。”

此后，各朝代對郵遞違規的處罰規定，均與唐朝差不多。

最后還要提一下的是，古代官方投遞員都持有牌符一類的信物，也就是相當于通行證的馳驛證件，“一證通行”，大大減少了快遞過程中的人為耽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