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又逢甲午。120年前的7月25日，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這場戰爭的結果使中日兩國自此國運殊途，中華民族一步步走到了亡國滅種邊緣。甲午年，成了中國的命運轉折之年。甲午戰爭，民之痛、國之殤，以史為鑒知興替。120年后的甲午年，威武習總曾經兩次提到提到“甲午”。一次是今年2月18日在釣魚臺國賓館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憶“甲午剜心之痛”： “今年是甲午年。

120年前的甲午，中華民族國力孱弱，導致臺灣被外族侵占。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極為慘痛的一頁，給兩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一次是今年6月9日在兩院院士大會上說道：“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具有特殊的含義，在我國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義。”“回首我國近代史，中華民族遭受的苦難之重、付出的犧牲之大，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習近平強調，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我們就必須堅定不移貫徹科教興國戰略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堅定不移走科技強國之路。

那么，你可知道中日的恩怨需要追溯到1400余年前的官員663年，當時的強盛唐朝，在白江口之戰(英語：Battle of Baekgang，日語：白村江の戦い，朝鮮語：)，以少勝多擊敗了日本，使得小日本千年之內未敢在于中國叫板。下面小編就和大家說說這次戰爭的來龍去脈和歷史影響。

公元660年(唐高宗顯慶五年)之前，朝鮮半島是高句麗、百濟和新羅三國鼎立，史稱朝鮮三國。三國之間的關系很微妙，一會兒是友，一會兒是敵。新羅最初與高句麗結盟以對付百濟和倭(即小日本)。隨著高句麗的南下，新羅開始與百濟結盟對付高句麗。新羅從百濟手中奪到被高句麗霸占的漢江流域后，疆土抵達黃海開始與中國唐朝結盟對付百濟和高句麗。

公元643年(唐太宗貞觀十七年)，新羅傳書說百濟聯合高句麗攻打新羅，請求唐朝援助。645年(貞觀十九年)，唐太宗乘高句麗國內政變之機，親率十萬大軍進擊，但沒能攻下高句麗。百濟在唐軍進軍高句麗期間，并沒有停止進攻新羅，相反又連奪十數城。這時，唐太宗病故。唐遂從高句麗撤兵。唐高宗即位后，接到新羅的急報，并未出兵，而是遵循唐太宗舊例，贈百濟國王璽書，令其退還所奪新羅城池。百濟見唐太宗出兵高句麗也不曾有什么實質性成果，因而置唐高宗璽書于不顧，進而再次聯合高句麗出兵新羅，655年，再奪新羅三十余城，新羅告急。在金仁問的協調下，唐朝與新羅最終達成協議共同攻打百濟。這樣唐朝就可以聯合新羅從南北兩面共同攻打高句麗。于是唐高宗決意于顯慶五年(公元660年)，派左衛大將蘇定方統水陸軍十三萬出兵百濟，以解新羅之危。蘇定方大軍從成山(今山東榮城)由海路出發，進軍百濟，船帆千里，隨流東下。新羅武烈王聞訊既率軍五萬與唐軍會師，當年七月，百濟為唐、新聯軍所滅。蘇定方留郎將劉仁愿等駐守百濟王城，自押俘虜回國。

百濟既亡，但百濟將軍武王從子鬼室福信與浮屠道深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誓死抵抗唐軍。同時，鬼室福信為迎回以前赴倭國為人質的王子扶余豐回國即王位，譴使去日本，同時向倭國乞師求援，并獻上戰爭中俘虜的唐軍百余人，倭王將此百余人安置在美濃國不破、片縣二郡(今本州中部的歧埠地區)。后來日本將元日戰爭中的俘虜都稱為“唐人”，即源于此。

百濟覆滅，對倭國的來說，也是極其重大的損失。如果聽任百濟亡國，則倭國在朝鮮半島上的勢力，將被全部清除。齊明七年(公元661年)正月，以倭王親征的形式，向百濟發兵數萬。倭王齊明帝隨軍西征到九州，突然病逝于朝倉宮，太子中大兄回京素服稱制，是謂天智帝。齊明帝之死，并沒有動搖倭國出兵百濟的決心。八月，另派阿云比羅夫等為前將軍，阿倍引田比羅夫等為后將軍，統帥全軍開赴百濟。九月，新倭王天智帝派狹井檳榔等率軍五千護送王子豐回國，至百濟境，鬼室福信等前來迎入周留城，即王位。

唐高宗在出兵百濟獲勝后，于龍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遣仁雅相、蘇定方率軍進攻高句麗。高句麗與鬼室福信聯合，共同抵抗唐軍。鬼室福信率軍曾一度圍困劉仁愿軍于百濟王城，但遭劉仁軌與新羅軍夾擊，被迫撤軍，遂解圍城之危。高句麗惟恐鬼室福信兵敗，使本國遭南北夾擊，因而也譴使于公元662年三月赴倭乞師，敦促倭軍迅速開赴戰場，與唐軍作戰。決心參戰的倭王政府，遂命令百濟戰場的倭軍立刻投入戰斗。公元662年六月，倭前將軍上毛野稚子等率軍二萬七千人進攻新羅，奪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羅與唐軍的聯系通道受到威脅。

這時的戰爭形勢已非常微妙，朝鮮半島形成南北兩個戰場。在北方戰場，高句麗與唐軍基本形成了對峙的局面，由于地形限制的緣故，唐軍的進展始終不大。而在南方戰場由于倭軍的介入，戰爭形勢已經轉向倭軍和百濟軍方面了。唐軍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補充，雖然唐軍與新羅的聯軍的還未遭到敗績，但總體上已經開始居于守勢。但是不久，百濟發生聚變，棟梁大將鬼室福信功高震主，不容于百濟王扶余豐，以謀反之罪被殺，百濟國人心思動，其戰力受到極大的削弱。

公元663年八月初，倭國援軍4萬余人將至，百濟王豐率部分軍隊五千余人自周留城赴白江口(今錦江口)迎接。白江口系高麗半島上的熊津江(今韓國之錦江)入海處形成的一條支流白村江的入海口。周留城則有百濟王子及倭軍聯合守衛。這時，唐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七千援軍與劉仁軌會師后，分兵兩路進攻周留城。劉仁愿、孫仁師以及新羅王金法敏統帥陸軍，從陸路進攻周留城。劉仁軌、杜爽率領唐水軍七千余人和新羅海軍五千余人從熊津進入白江口，朔江而上夾擊周留城。八月十三日，劉仁愿所部進逼周留城外圍。而百濟則因鬼室福信之死，士氣極其低落，盡管有倭軍相助，但還是難以抵抗唐軍的進攻。周留城周圍的城池，逐一被唐軍攻克，百濟守軍相續投降。但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地勢險要，為周留之扼口，將軍克死用兵，唐軍圍攻三旬依舊不曾攻克，周留城因此得以保全。在劉仁愿率軍向周留城進軍的同時，劉仁軌率唐和新羅海軍駛向白江口，企圖朔江北上進逼該城。當劉仁軌所率海軍駛抵白江口時，與先期前來的倭國海軍相遇。“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濟精騎，岸上守船”。劉仁軌立刻下令布陣，百七十艘戰船按命令列出戰斗隊形，嚴陣以待。

公元663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倭軍戰船首先開戰，沖向唐軍水陣。由于唐軍船高艦堅利于防守，倭軍船小不利于攻堅，雙方戰船一接觸，倭軍立刻處于劣勢。倭軍的指揮員慌忙下令戰船撤回本隊，其指揮互相計議說：“我等爭先，彼當后退。”遂各領一隊戰船，爭先恐后毫無次序地沖向早已列成陣勢的唐海軍。倭軍坐井觀天，妄自尊大，竟然認為將智兵勇，唐軍見之，必然自動退去，于是浩浩蕩蕩地闖進了唐軍的埋伏圈。唐軍統帥見倭軍軍旅不整，蜂擁而至，便指揮船隊變換陣形，分為左右兩隊，將倭軍圍在陣中。倭軍被圍，艦只相互碰撞無法回旋，士兵大亂。倭軍指揮樸市田來津雖然“仰天而誓，切齒而釁”，奮勇擊殺，直至戰死，但亦無力挽回戰局。不過片刻之見，倭軍戰敗，落水而死者不計其數。《新唐書》記載：唐軍與倭軍海戰，“四戰皆克，焚四百船，海水為丹。”百濟王先在岸上守衛，見倭軍失利，乘亂軍之際，遂逃亡高句麗。

唐海軍白江口大捷的消息傳到周留城，九月七日守城的百濟王子余忠、勝忠等率守軍投降。倭國陸軍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區撤離，百濟境內倭軍集結于以禮城，于九月十九日撤回本國。唐倭海軍白江口之戰，結束了新羅與百濟間的長期糾紛，同時使倭國受到嚴重打擊。請記住白江口之戰以下數據和結果：

地點：白江口;結果：唐、新羅聯軍勝利;

參戰方與兵力：唐朝、新羅聯軍，其中唐軍 7，000人，唐軍戰船 170余只，新羅軍 5，000人;日本、百濟聯軍，其中日軍 42，000人，日軍戰船 800余只，百濟軍 5，000人;

傷亡：日軍戰船 400只，士兵 10，000人，戰馬 1，000頭

白江口之戰奠定了七世紀以來東北亞地區的基本格局。百濟的滅亡使高句麗失去了南面的屏障，5年后的668年，唐朝和新羅的聯軍滅掉了高句麗。大唐帝國開始了對朝鮮半島的統治，因而對唐來講，白江口之戰是大唐經略東北和半島的第一個里程碑。此后十年間，日本采取守勢，在本州西部和九州北部大量增筑烽火臺，布置重兵防守，鬧到人心惶惶。然而，唐在幫助新羅統一了朝鮮半島后，卻并未向日本本土出兵。日本也由此認識到自身的不足，打開國門，積極向唐朝拜師學藝，鞏固了“大化改新”的輝煌成果，逐漸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經濟、文化制度。

此后數百年間的小日本，幾乎就是唐朝的一個“具體而微”的翻版模型。公元701年，由于大寶律令的制定，日本將國號從倭國改為日本。直到1592年(明神宗萬歷二十年)，豐臣秀吉率軍侵略朝鮮(中間元朝擊倭不算數喲！)，近一千年間日本未敢再對中國叫板。這也明明白白告訴我們：強大的盛世是什么樣子的，英勇善戰的軍隊是什么樣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