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才子紀曉嵐為何沉溺食色？有何原因？
整個有清一代，紀曉嵐可以算是在文化方面屈指可數的幾位代表性人物之一。綜括他的一生，除了在做官方面表現不凡，一直做到了協辦大學士的職位之外，在文化方面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乾隆皇帝的授命下，領導編纂了當時最具有想象力的“形象工程”——《四庫全書》，并著有一部以談鬼怪故事為主的《閱微草堂筆記》。
當然，以上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大家未必知道的則是紀曉嵐超乎尋常的“縱欲”。
紀曉嵐的“縱欲”主要表現在“食”和“色”兩個方面。就“食”的一面說，他的癖好是只吃豬肉，不吃米、面，而且食量奇佳，動輒每頓吃掉上十盤豬肉。相對于“食”的一面，紀曉嵐在“色”字上面的表現，更是強烈得令人瞠目，以至于讓人聯想到他是不是得了性欲亢進的疾病。
關于紀曉嵐在這兩個方面的特異表現，清人的一些筆記野史中多有記載，這里隨手援引幾條，以為證明。
小橫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觀》卷三中說：“公(指紀曉嵐)平生不食谷面或偶爾食之，米則未曾上口也。飲時只豬肉十盤，熬茶一壺耳。”
采蘅之的《蟲鳴漫錄》卷二說：“紀文達公自言乃野怪轉身，以肉為飯，無粒米入口。日御數女，五鼓如朝一次，歸寓一次，午間一次，薄暮一次，臨臥一次，不可缺者。此外乘興而幸者，亦往往而有。”
昭在《嘯亭雜錄》卷十中也說：“(公)今年已八十，猶好色不衰，日食肉數十斤，終日不啖一谷，真奇人也。”
孫靜庵的《棲霞閣野乘》更是講述了一個關于紀曉嵐好色的精彩故事：“河間紀文達公，為一代巨儒。幼時能子夜中見物，蓋其稟賦有獨絕常人者。一日不御女，則膚欲裂，筋欲抽。嘗以編輯《四庫全書》，值宿內庭，數日未御女，兩睛暴赤，顴紅如火。純廟偶見之，大驚，詢問何疾，公以實對。上大笑，遂命宮女二名伴宿。編輯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宮女賜之。文達欣然，輒以此夸人，謂為‘奉旨納妾’云。”
堂堂的一代文宗，竟然好色好到了近似于“色情狂”的病態程度，甚至在皇帝面前也不加掩飾，這一現象到底是精神現象，還是單純的生理現象？似有進一步解剖的必要。
在這個問題上，我以為前人的野史筆記都把它歸之于單純的生理現象，說他是“奇人”，具有這個方面的特異功能云云，這是被表面現象給蒙蔽了的“只見樹木，不見泰山”的泛泛之談。我個人認為，作為一位才情冠絕一時的大知識分子，紀曉嵐的“好肉”與“好色”，不能只簡單地當成一種純粹的個人生理現象，更多的應被理解為是一種精神現象，必須到紀曉嵐的精神世界深處尋找原因，這才能切中肯綮，找到這種現象的最合理的解釋。
而要揭開這個現象的謎底，我以為首要一點必須從紀曉嵐在文化方面所取得幾項成就的真實“含金量”說起。
紀曉嵐為世人矚目的文化成績主要有兩項：一是奉旨領導編纂了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巨型圖書——《四庫全書》；二是在晚年寫了一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的隨筆雜記《閱微草堂筆記》。
關于《四庫全書》，今人文懷沙老先生曾將其評價為是一部閹割中國古代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大意)。實際上，這也并非是很新鮮的思想。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在其名著《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2月版)中，對于《四庫全書》早就提出了相似的觀點，并一針見血地指出：
通過這項龐大工程，清廷實際上進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學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締一切非議外來統治者的著作。編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編入這一大文庫時，也就能夠查出那些應予取締或銷毀的一切異端著作。他們出善價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戶搜尋。該禁的圖書是研究軍事或邊務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說的評議，而主要是那些頌揚明朝的作品。……正如L.C。古德里奇所論證的，這是最大規模的思想統治。
別人且不管，我個人對于以上這些論點，是非常贊成的，也曾經專門著文《〈四庫全書〉的B面》(見《四川文學》2006年6月)表達了相同的觀點。所以，紀曉嵐秉承皇帝的諭旨所從事的這項事業，你可以說它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也可以說它是“閹割”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項工程。
至于《閱微草堂筆記》，雖然煌煌24卷，但是仔細閱讀過它的人都會發現，這部明顯受了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影響的筆記體雜記，除了語言文采斐然、行文亦莊亦諧、故事引人入勝等幾個優點外，倘就內容和思想性而言，無非是在重復一些“因果報應”的老調，根本沒有一點自己獨特的觀點和見解，實在是貧乏虛脫得可以。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紀曉嵐本人對這部消遣之作，也并不看好，他曾經寫詩這樣評價自己的《閱微草堂筆記》：
平生心力坐消磨，紙上云煙過眼多。
擬筑書倉今老矣，只應說鬼似東坡。
前因后果驗無差，瑣記搜羅鬼一車。
傳語洛閩門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倘若像以上的分析這樣，那么，綜括而言，紀曉嵐在文化方面的成績其實是乏善可陳的。誠然，他擁有一腔絕世的才情和強健的體魄，在一個正常的時代里，本應該留下能夠代表自己真正水平的著述，傳之后世，但事實卻是除了代滿族皇帝編輯了一部閹割中國文化的大書，寫了一部沒有什么思想價值的《閱微草堂筆記》之外，實在沒有留下真正讓人矚目的東西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那么，才情冠絕一時的大才子紀曉嵐為什么卻懶于著述呢？應當說，對于這一點，不光是現在的我們看到了，就是當時的知識界中也多有注意到這一問題的。清人陳康祺在他寫的《郎潛紀聞二筆》卷六中，就專門研究了這一問題，并引用了紀曉嵐自己對于這個問題的解釋。
在該書“紀文達不輕著書之原因”一節中有這樣的概括：“紀文達平生未嘗著書，閑為人作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即棄擲，未嘗存稿。或以為言，公曰：‘吾自校理秘書，綜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不過，這樣的一種解釋實在經不起推敲。紀曉嵐的確是讀書甚多，但是古人讀書比紀曉嵐多的應當大有人在，別的不說，單說在他之前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恐怕哪個讀的書也不能說比他老人家少吧，但為什么這些人就沒有因此而封筆呢？
再者，如果按照紀曉嵐的這個邏輯，不是大家今后都不要再努力著述了嗎？“名山事業”豈不是要到此為止了嗎？以紀曉嵐的睿智，他完全應當知道，古人并沒有包圓所有的真理，也不可能包圓所有的真理。一個時代的人有一個時代人的獨特感悟，這些感悟是不會完全重復的。
所以，紀曉嵐自己所說的不愿意著述的原因完全是站不住腳的搪塞之詞，他之所以沒有盡心著述，寫出真正的大書來，明顯是另有隱衷。聯系到當時政治氣候和文化界的現狀，這個原因其實也很簡單，這就是：高壓的文化政策，頻繁興起的文字獄，已經使紀曉嵐的思想受到了嚴重的沖擊，并迫使他接受了精神上的“閹割”，從此不敢寫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清初的文字獄是相當嚴酷的，而這些文字獄中的相當一部分，恰恰就發生在乾隆皇帝授意紀曉嵐編纂《四庫全書》的同時。根據統計，整個乾隆年間一共興起文字獄100多起，而在編纂《四庫全書》期間，則發動了48起，幾乎占到了總數的一半。紀曉嵐幫著乾隆“閹割”中國的古書，最清楚滿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一方面眼見著許多著作因為有政治問題而被禁毀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聞目睹當代許多文人因言惹禍、或者丟掉官職、或者全家被株連的遭遇，他不能不對文字工作的危險性產生足夠的恐懼。因此，智商甚高的紀曉嵐也只能選擇“鴕鳥政策”以自保，從此以后選擇謹慎為文之一途，或者干脆就什么也不敢寫了。
從另一方面分析，乾隆皇帝之所以選擇一個漢族的大知識分子來領銜編纂《四庫全書》，其中固然有滿族當中盡皆“綠林大學”畢業，殺人是強項，但“修文”則實在拿不出手的現實，但其內心也不能排除通過編纂《四庫全書》，讓這個漢族的大知識分子接受一次形象的“再教育”的“小九九”。當然，不論他是不是深謀遠慮到了這一層，結果卻是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的，這就是以紀曉嵐為代表的漢族最優秀的腦袋，通過編纂《四庫全書》這項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極力對古人的著作進行了全面的“閹割”；另一方面，在“閹割”古人的過程中，自己也被有意無意地集體實施了“精神閹割”手術。這些漢族的知識精英從此只能夠像紀曉嵐一樣，把超人的才情施之于說點笑話、對個對聯和挖苦個同僚的范疇，斷然是不會再像其不遠的前輩黃宗羲、顧炎武等人一樣，胸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壯志，進行獨立思考的著述事業了。
但紀曉嵐畢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他的絕世的聰明才智和旺盛的創造欲望被壓抑后，必然會尋求一種新的發泄渠道，這就是心理學上講的“易情效應”。紀曉嵐和魏晉時期在司馬氏強權統治下的許多被壓抑了的先輩知識分子一樣，在日常生活中尋到的一個發泄渠道就是：食和性。
而且，正像筆者在前面所論述過的，征諸歷史，像紀曉嵐一樣被實施了“精神閹割”的文人，通常其肉體上的欲望往往是超乎常規的發達；而與之相反的是，那些像司馬遷一樣被“閹割了肉體”的知識分子，則剛好在精神上呈現旺盛的創造力量。這兩者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是相輔相成的一對孿生兄弟，它們同時印證了這樣一條生物學法則：身體的某一方面被壓抑，在另一方面就會出奇地發達起來。
我們看到的紀曉嵐正是這樣的一個典型。
他在被清朝的統治者“閹割”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創造性，變成了一個“精神上的太監”之后，便迅速地滑向了肉體上的縱欲和狂歡，竟然“年已八十，猶好色不衰”，試圖用這種肉體上的狂歡，來發泄過剩的“力比多”，借以消磨豪情，轉移自己內心的壓抑和痛苦。
應當說，把一個優秀的知識分子改造成這樣的一副德性，無疑是乾隆皇帝最大的成功，因為乾隆皇帝心里最清楚，紀曉嵐再好色好吃，大不了也就是犧牲自己的幾個宮女和國庫里的一點銀子。一個淪落到整天只知道“御女”和“食肉”的人，對統治者是一點威脅也沒有的。從本質上說，這樣的人和那些宮中的太監并沒有什么不同，都是些只會跟在皇帝的屁股后面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的角色。因此，當紀曉嵐當面說出自己喜歡女人時，乾隆皇帝不但不加以責怪，反而大度地派出了自己的兩名宮女去滿足紀曉嵐的欲望。
從分析紀曉嵐式“縱欲狂”的病因，我們大約可以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中國自古以來實際上存在著兩種“宮刑”，一種是直接割掉男人生理上的生殖器，使之變成生理意義上的“太監”；另一種則是剝奪男人獨立、自由的思想能力，使之變成精神意義上的“太監”。前一種做法只能讓“大丈夫”變成肉體上的中性人，卻仍然阻擋不住像司馬遷這樣的自由意志強健者，因此還不算太陰毒，也并不算徹底。而這后一種精神層面上的“閹割”，則只會造就肢體強健的奴才和愚民，不但更具隱蔽性，而且更其徹底和行之有效。
文章摘自《追尋歷史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