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多妻，一種婚姻制度，就是一個男人可以娶無數個妻子，只要你有那個能力。其中有妻妾之分，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大老婆小老婆。

中國古代的一夫一妻制，從春秋戰國以后，已逐漸以制度形式規定下來。那么，在一夫多妻的情況下，這些男女是如何過性生活的呢？

一夫多妻，主要是在奴隸主、貴族、官僚中實行，他們當然可以隨心所欲地玩弄女奴，但那和婚姻無關，女奴連妾也算不上，只是供男子發泄性欲、玩之即棄的工具而已。

多妻的情況，在當時的民間有，但不普遍，即使有妾，也不會多，而那些帝王、貴族、官僚的多妻，往往是以官制的形式規定，如《禮記·昏義》末段有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周禮》云：“內宰以陰禮教六宮。”

到了春秋戰國時，國君的妻妾更由百數十人增至數百數千人。《孟子·盡心篇》云：“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墨子·辭過篇》云：“當今之君，其畜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可見，這一時期帝王貴族的多妻及縱欲已很嚴重了。

周代開始建立禮制，不僅規定了天子、諸侯、大夫妻妾的數目，而且規定了同房的時間和順序。那時，人們喜歡以天體、陰陽、歷數來決定事情的順序，連后妃和帝王貴族同房的順序也依照月的陰晴圓缺來決定。月亮每月從初一到十五會逐漸滿盈，而后十五天則逐漸變缺，根據這個規律，從初一到十五，是由地位較低的女子開始進到地位較高的，而從十六到三十，是由地位較高的逐漸安排到地位較低的。

具體情況是：一日到九日，八十一御婦，每夜輪九人;十日到十二日，二十七世婦，每夜輪九人;十三日輪九嬪;十四日輪三夫人;十五日，皇后。十六日，皇后;十七日，三夫人;十八日，九嬪;十九日到二十一日，二十七世婦，每夜輪九人;二十二日到三十日，八十一御妻，每夜輪九人。這種硬性規定可能是為了防止后妃爭寵，實際上有的天子并不一定嚴格按照這種規矩辦事。

另一種說法是，皇后每夜都要和天子同房，每隔五日休息一日，這時才由其他嬪妃遞補空缺，因此九個嬪妃要經過四十五天才能輪完一次。世婦以下的妃子則必須隨著九嬪一起侍候天子，而不能和天子單獨相處。

這種五天一巡的制度也被周朝時的各諸侯所襲用。諸侯共有九個妻子，其中除一位夫人外，另外還分為甲、乙、丙、丁四組側室。每天晚上除了由夫人陪伴外，另由兩個側室相伴。通常的情況是，50歲以下的側室才有和主君共寢的權利，因為這種女性還有懷孕的能力;50歲以上就不可和主君共寢了。但這只限于側室，夫人(正室)則不受年齡的限制，可一直和丈夫晝夜相處，同進同退。

大夫只有一妻二妾，以三日為一輪;而士族只能有一妻。妻和妾的資格有嚴格區別，在一般情況下，妻子可以從晚上一直陪伴丈夫至次晨，而妾則必須在深夜時分等主君睡著后即行離去。

由于天子和后妃同房的順序較為復雜，就產生了一種稱為“女史”的官來掌握。女史會讓嬪妃們戴上金、銀、銅等不同質料的戒指，借以明確身份和識別服侍天子的順序;同時，把她們的日常言行舉止記錄下來，作為日后遞補時的參考。嬪妃們在月經期間，必須在臉頰兩側涂上紅色，以表明自己的生理狀況。有人考證，由于后來人們覺得兩頰涂紅的女子比較美麗，就逐漸形成了涂胭脂的習俗。

古代一夫多妻的一個突出表現是媵、妾制。

媵制的起源很早，它是原始社會的族外婚向對偶婚演變中的一種過渡形式，即“與長期結婚的男性有權把她的達到一定年齡的姊妹也娶為妻。”《尸子》書中推測堯嫁二女于舜是媵制，“妻之以皇，媵之以英”，其說大致可信。

媵制是指一個女子出嫁，須同姓品侄和奴仆隨嫁。《僅禮·婚禮》注曰：“古者嫁女必以侄品從，謂之媵。”《易·歸妹》云：“歸妹以品，跛能履，征吉。”認為媵制如同跛腳，尚能穿鞋行走，是件好事情。

春秋時期，各國統治者實行媵制。如《詩經·大雅·韓奕》：“韓侯娶妻……諸品從之。”又《豳風·七月》中的“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也是說的媵婚。

《詩經》中將“歸”字解為“出嫁”的詩約有15首。清人王先謙、姚際恒釋“公子”為豳公的女兒。詩的大意是，少女們在采桑時忽然心里悲傷起來，恐怕被女公子帶去陪嫁。進入戰國，因為社會制度發生巨大變化，媵制隨之沒落。后世有妻死，由妻妹續弦的婚俗，就是媵制的遺孑。

妾就是所謂小妻、側室、偏房。《谷梁傳·僖公九年》：“毋為妾為妻。”《匯苑》：“妾，接也，言得接見君子而不得伉儷也。”妾一般都是來自身分較低賤的女子，《禮記·坊記·鄭箋》云：“妾合買者，以其賤同于公物也。”

此外，凡是未經明媒正娶的女子，也稱為妾。《禮記·內則》認為“奔者為妾”。她們遭受社會的歧視，“父母國人皆賤之”。

媵、妾制的產生雖然有其一定的歷史原因，但由于它是一種十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所以很早就有人主張革除它。如《易經·革卦》彖曰：“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但是這種微弱的呼聲在當時并沒有多大的作用，更難取得實效。

威斯特馬克說過：然而人之欲擁有多妻，非僅基于性的動機，性以外如子孫、富、權威，皆足令其誘惑。且妻之不產，或生女不生男，亦常使男子有另求新配的要求。在東方各國以獲得子孫為實行多妻的主要原因。日本納妾曾由法律認可，其辯則在生育子嗣，繼承先人的祭祠。古代興都人的一夫多妻，似以恐懼無子而死為一要因。而同一動機，依舊在近代興都人間存在。

許多波斯人迎娶新妻，僅為了初婦之無出，雷因說：“埃及男子對于不幸無出的妻，雖戀情猶濃，不忍割愛，徒以子嗣所關，乃引起重婚的念頭。”僅因初期不產，或生女不生男，而承認或實行一夫多妻，實為許多民族的通例。

以上這種情況也是適用于中國古代的。那時，殷商民族是處在一個農業頗為發達，而四鄰的敵人又極多的環境之下，他們自然會有多妻的要求，因為多妻可以多子，多子則可以擴張本族的勢力，以抗御敵人，同時可以協助農業的生產及襄理家事。

自從周代的宗法家族組織確立之后，子嗣觀念更加濃厚，如《詩經·螽斯》就以善生子的螽斯來比喻婦女的美德：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桃夭》之詩也和《螽斯》相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蒖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這就是說，“之子于歸”以后，所賴以“宜家室”、“宜家人”的，無非是有花、有實、有葉，而宜能發榮滋長這幾個條件罷了。

周代這種子嗣觀念的發展，使多妻制度更加確定。以后帝王、貴族、官僚之多妻，以及一般市民百姓納妾者，多以子嗣的傳祧為借口。例如《白虎通·嫁娶妻》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又云：“卿大夫一妻二者何，尊賢廣繼嗣也。”

其實，“廣繼嗣”也許只是個借口，性的目的總是占十分重要的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