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大學體制是西方人創造，其實不然。中國古代即有高等學府，只是辦學的理念和模式不同，而且不興叫“大學”。商時的中國大學叫“太學”;周時叫“國學”，國學是周王辦的，諸侯辦的則叫“泮宮”;西晉時稱“國子學”，北齊易名“國子寺”;隋則改稱“國子監”，一直到清末都是這叫法。真正把大學叫“大學”的，在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當年，中國誕生了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京師大學堂，即今北京大學的前身。

與大學不叫“大學”一樣，中國古代的大學生也不稱為“大學生”。以明代稱謂來說，通稱“生員”，在國子監讀書的學生叫“監生”，學生可享受“助學金”，由國家財政支出，因為是用于學生改善伙食，故稱為“廩膳”。國子監是朝廷的中央宮學，用現代人的話說，它是中國古代的國家級重點大學，學生比現在博士的水平還高，其學術地位遠勝于今國務院“211工程”中確定的全國重點大學。現在的大學生連個工作都難找，但國子監的畢業生可沒這擔心，不僅包分配工作，很多時候還“包當官”。明代便規定，“入國學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換句話說，上了國子監就能當官，上不了便別想往上爬。試想，“包當官”的大學誰不想讀？所謂“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大概就是這原因吧！

明代的國立重點大學“南大”“北大”

上大學的好處多多，但上大學得憑成績，要考，古今一理。沒有成績，如果有一個不凡的家庭背景，有當大官的老爸、太子黨的身份，也可以，特招嘛。如果沒有這些條件，是不是沒門了？也不是，但前提條件得有錢——買個入學名額。這便是現在大家常說的“花錢上大學”。古時的入學名額叫“員”，生員就是這意思，即今“招生指標”。所謂花錢上大學，就是購買到這種招生指標。招生指標并不是每個朝代都買賣的，最瘋狂的年代，是明朝。明朝廷曾經明碼標價，以收取“贊助費”的方式，公開出售招生指標，這種行為叫“官倒”。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雖是布衣出身，無文憑缺學位，但卻很重視教育。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時全國尚未統一，朱元璋便在應天府(今南京市)的集慶路附近開辦了明朝第一所國立重點大學——國子學;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及時恢復了中斷多年的“全國統考”(鄉試)。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三月國子學改稱“國子監”。明成祖朱棣奪位后，將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于是明朝有了兩所國立重點大學，即南京國子監(或“南雍”)和“北京國子監”(或“北雍”)。南雍和北雍，可以看成是明朝的南京大學和北京大學。

國子監是古代出“賢人”的地方，現在南京、北京的明國子監遺址附近都有“成賢街”就是這原因，招生指標是不應該成為商品的。但是隨著國力下降，中央財政嚴重虧空，朝廷急于搞錢，便開始“教育亂收費”了：凡想上大學、到國子監讀書者，不論成績優劣，不問家庭出身，“軍民子弟”只要肯出“贊助費”，就發給“錄取通知書”！有意思的是，明朝時收取的贊助費不要現金，只收當時短缺的糧食或是馬匹等。

“官倒”烏紗帽，在古代中國屢見不鮮，但像明朝這樣“官倒”招生指標的，實在少見，可以說開了中國花錢上大學風氣之先。國子監的學生，本來因為出身和入學方式不同，叫法便不少，如舉監、貢監、蔭監、恩生等，自打招生指標可以買賣后，叫法又多了一種 “例監”，這是給通過買指標入學學生的專有稱呼。

朱祁鈺首開“納粟納馬”

明代的“招生新政”，出現在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力主實施的，竟然是當朝的皇帝、史稱代宗的朱祁鈺。朱祁鈺是明宣宗朱瞻基的次子，繼位前封為郕王。這皇位本來與他一點關系也沒有，因為大哥朱祁鎮御駕親征侵犯北方邊境的蒙古瓦剌部落遭生俘，天上掉餡餅砸到朱祁鈺的頭上，當上了“代理皇帝”。但當時邊境戰事遠未結束，軍費開支龐大，中央財政卻入不敷出，搞錢成了朱祁鈺的當務之急！從哪搞錢？臣僚給朱祁鈺開出的妙方之一是，“納粟納馬者入監讀書”。這話什么意思？就是給國家多上繳糧食，便能獲得進國子監讀書的機會。

這個口子一開，包括重新坐上龍椅的朱祁鎮在內，后來的皇帝差不多都學著干過，國庫一沒錢，邊防糧餉一沒著落，地方一鬧饑荒，就會這樣干。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南京及周邊大鬧饑荒，時當地主政官員便上書北京，要賣“南大”的招生指標創收。行將滅國前一年的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朝廷也賣過招生指標。提出這一將國子監入學資格商品化建議的，是時擁有進士“學位”、相當于今副處級干部的中書舍人陳龍正。他的上書得到了皇帝、后上吊殉國的朱由檢本人的贊許。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亡國當年)，朱由檢干脆讓陳龍正當了“南大”的校長(南京國子監丞)。由此，開了中國歷史上大學校長賣招生指標的先例。

明景泰年間進國子監需“米八百石”

與現在“私倒”，或者說“暗倒”招生指標不同，由于是“官倒”，明朝的招生指標交易很透明，實行“全國統一價”。那么，當時買個大學上上，要花多少錢？據《明史·食貨志二》上的數據，要想獲得國子監的入學資格，景泰年間(公元1449-1457年)最高的要800石米，低者300石米。成化年間(公元1464-1487年)，則穩定在100石米。

上面這價格是有“學籍”的，如果不在乎學籍，只當旁聽生鍍鍍金，或是插班生、肄業生什么的，可以享受“優惠價”。以明英宗天順五年(公元1461年)的標準為例，每個指標需繳納20匹馬。

景泰年間的贊助費算是最高了，800石米的標準是怎么定下的？原來這是“買方”主動出的價錢。時山東臨清縣，伍銘等幾個在縣學(類似于今縣重點中學或地方專科學校)讀書的學生想“專升本”(大概這意思吧)，提出愿意繳納800石米，求進國子監讀書的機會。山東省主管官員將此情況上報朝廷后，獲皇帝特批，于是“米八百石”遂成標準。但是能出或愿出800石贊助費的，還是很少的，所以后來不斷往下降，以吸引考生、擴大生源。

二品官員一年俸祿不夠一個“入學指標”

這樣的入學贊助費，在當時算不算高？看看下面的分析，就會明白。明朝亂收費除了教育領域，司法方面也很糟糕。據《明史·食貨志二》記載，朱祁鈺的老爸朱瞻基(明宣宗)當皇帝期間，可以花錢贖罪，行情是普通死刑犯免死，需60石米;流放的犯人，需40石米。簡單對比便可看出，明朝時花錢上大學，比“撈人”的成本還要高，以“米百石”的低標準來算，也要高出40石。

進一步分析，明朝時米1石等于120明斤，100石就等于12000明斤。明斤比現代斤要重，大約1比1.18，這樣一換算，明朝100石米便是現代的14160斤。以當下(2012年2月中旬)普通大米每斤零售價2.50元的行情來算，明朝100石米能賣35400元人民幣;即便以最高贊助費800石米來算，也不過28.32萬元人民幣。表面上看，明朝“花錢上大學”花的并不多，但古代家長的壓力還是相當大的。當時正常年景下單季稻1畝地產量僅在2石左右，不到300斤，一斤稻谷只能出0.7至0.8斤米;而現在，每畝產量已達1500斤，“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則創造了畝產1800斤。

依明洪武二十年九月定的工資標準，相當于今省部級高官的二品大員，年俸祿是576至732石米，如果繳800石贊助費，明朝“省委書記”一年的工資也不夠;如果是100石米，便輕松了，可買5至7個招生指標。相當于今縣處級干部的七品官，年俸祿是84至90石米，如果繳800石的贊助費，明朝“縣委書記”想花錢讓子女成為國子監這所全國重點學府的大學生，要花去10年左右的全部工資收入;即便是100石，也要用掉近一年的工資收入。如果是普通人家子女，面對“米百石”的贊助費，想都別想，能念個私塾認幾個字，已是燒高香了。

如同買官賣官不絕一樣，中國古代歷朝歷代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均賣過入學名額和資格。到了清朝，倒賣“招生指標”則成一種制度，書面語言稱為“捐學”，教育亂收費比明朝還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