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李世民決定，借助石頭，來使得昔日的六匹愛馬永駐昭陵的時候，他正面臨著越來越孤獨的帝王生涯。

貞觀十年(636年)，李世民沉浸在喪妻之痛中，結發二十多年的長孫皇后棄他而去了，他已經37歲，“年二十四平天下”的青春時代，對他來說，正是往事不可追返。作為皇帝的他，即使一時興起在皇苑中追獵一只兔子，都會受到臣下以恭敬進諫的方式施行的管教，提醒他一個皇帝的本分：不可以亂說亂動。

李世民也盡了一個凡人都能做出的一切努力，在完成人民對一個圣明天子的期望。比如，他下令，按照皇后“薄葬”的遺囑，對于皇后和自己的身后安排一切從儉，其中，包括利用九嵕山的天然山勢作為昭陵的陵冢。這時，他還沒有染上晚年的荒唐。按照他當時的想法，在山陵前安放一系列的石刻，就足以裝點他和皇后的永眠之地了。據李世民自己說，當時“鑿石之工才數百人，數十日而畢”，可見雕刻的規模、數量都不小。可惜的是，這些石制作品流傳到今天的，似乎只有浮雕形式的“昭陵六駿”。

李世民沒有像古羅馬的皇帝那樣，用千軍萬馬的浩大場面來昭示自己的武功，雖然他一生中多次做過這種場面的主角，并且，通過那一時代的墓室壁畫，我們清楚地知道，當時的藝術家完全有能力承擔這種大場面的繪制。他僅僅在自己的陵墓前再現了六匹馬，仿佛在說，關于他，關于他的軍事生涯，這六匹馬已經說明了一切，表達了一切。

是的，對于會看的眼睛，這六塊浮雕似乎單純的畫面，卻飽含了豐富的、足以意會的信息。比如，插在拳毛騧、什伐赤、颯露紫身上的箭矢，就在提醒人們的目光去注意這樣一個情況：這六匹坐騎全都不披罩甲。

須知，自南北朝至隋，本是重裝騎兵發達的時代。這個時候時興“甲騎具裝”，即騎士身穿結實的鎧甲，跨下的坐騎則披罩專為戰馬制作的馬鎧，當時叫做“具裝”，這樣，人和馬都處于甲罩的防護之下，很難被箭矢、矛槍穿透，自然臨陣對抗的能力大增。也因此，“甲騎具裝”的重騎兵部隊就成了顯示一支軍隊、乃至一個國家武力的重要象征。例如，隋煬帝大業七年發兵征遼東的時候，組織了類似后世誓師典禮或閱兵式的重大場面，其中的騎兵團都是人穿明光甲或犀甲，馬披鐵具裝或獸文具裝。李世民在武德四年生擒竇建德、迫降王世充，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后，在長安舉行了盛大的凱旋儀式，也曾經“陣鐵馬一萬騎，甲士三萬人”。

可是，李世民自己卻很少騎乘配備具裝鎧的馬，相反，他一向采取“輕騎”的方式。這和他喜歡采用的戰術有關。以我們欽佩的現代名將而論，巴頓雖然勇猛，可也不會(并且也不被允許)親自開著坦克沖到德國人的陣地上去，艾森豪威爾更不可能坐在一輛裝甲車上到德軍前沿去做誘敵深入的引餌，可這正是二十來歲的李世民喜歡干的事：

在平薛仁杲的時候，兩軍交鋒，李世民帶領幾十名驍騎直沖入敵陣當中，與自己的大軍里應外合，直殺得對方大潰敗，然后，他又“率左右二十余騎追奔”，搞得薛仁杲勇氣盡喪，束手投降。——這個時期，他騎乘的是“白蹄烏”。

大破宋金剛的時候，李世民親率精騎從敵人的陣后發起沖擊。“特勒驃”正是他的跨下神駿。

與竇建德對陣，他竟然只帶弓箭，由執槊的尉遲敬德一人相伴，到敵陣前大喊叫陣。敵人大驚之下，派出數千騎兵來追趕，李世民則一邊放箭，一邊慢慢撤退，直到把敵軍引入己方的埋伏圈——他是拿自己當了誘餌！在這關鍵性的大戰中，他的坐騎是“青騅”、“什伐赤”。

在與劉黑闥的交戰中，李世民再次率精騎從敵陣后發起攻擊，對李世勣進行救援，沒想到遭到敵軍四面合圍，情況危急，幸虧尉遲敬德及時殺來，李世民才趁亂突出重圍。此時背負他的，是“拳毛騧”。

實際上，李世民最喜歡的戰斗方式，就是由自己充當前鋒，在大戰之中，率少量精銳部隊，根據實際情況，隨時撿有利的時機和位置迅猛出擊，幫助主力大軍掌握戰局。這種輕靈、快捷的戰斗方式，當然就絕不是笨重的“鐵馬”所能承當的。也因此，李世民的坐騎都不披具裝鎧，就并非偶然了。

騎著沒有防護的馬直殺入敵陣，這當然讓人和馬都陷入了更危險的境地中，插在昭陵六駿身上的枝枝箭羽，就是明證。在這種情況下，人的安危，很大程度都系于馬的好壞上。清楚了這一點，再看身負數箭，不但不倒下，而且仍然騰蹄飛奔的拳毛騧、什伐赤，我們就能理解它們對于李世民的非同尋常的意義，或者說，一匹神駿對于一位勇士的意義。在戰斗中，人和馬的生命是相系于一的，其中，也許人對馬的依賴還要更多些。

因此，李世民在昭陵樹起這六匹坐騎的形象，不僅僅是因為在一次次槍林箭雨的戰斗中，它們的神勇使他得以生還并取勝，也因為它們是他的勇敢和戰斗力的最好見證，他在每一次沖擊敵人時所感受到的興奮和恐懼，所經歷的危險和考驗，它們都同樣地感受了，經歷了。

也許，李世民不采用千軍萬馬的大場面來作為永久的紀念，原因就在于，雖然他曾經身為三軍上將，指揮大軍進行了多次成功的大戰役，但是，本質上，他仍然是一個渴望敵人鮮血的孤膽英雄。當李世民表示，要為了這六匹神駿曾經“濟朕于難”而刻石紀念時，他當然清楚，他身陷其中的一次次的危境，正是自己所選擇的。這冒險的天性，恰恰成就了他獨特的戰術戰法，成就了他的赫赫功業。六匹沒有罩甲的駿馬，輕捷神勇，帶著天縱的自由，還有什么更好的象征，可以體現李世民靈奇的戰術，他超絕的武藝，以及他戰士的天性？

人們當然不會不注意到，六塊浮雕中，只有一個人物形象，那就是將軍丘行恭。顯然，有一種經歷讓李世民如此難忘，以至他感到僅僅展現坐騎的形象已經不夠了。當然，他是對的，這塊浮雕所展示的史實，是人類所能創造出來的關于戰爭，關于膽略和忠誠的最精彩的故事，創作者是兩個勇士，一匹馬。

實際上，李世民最喜歡做的事情，是帶著少數騎兵親自偵察敵情，他偵察的方式也很特別，就是帶著這些輕騎去“沖陣”，從敵人陣地中殺過去再殺回來，用自己的性命和肉體，來感受敵人兵力的虛實強弱。

在與王世充對陣的時候，他又這樣來了一回，帶著幾十名精騎沖入敵陣，一直突擊到了敵人背后。可是，一道長堤的突然出現，使這些冒險的偵察兵陷入了困境。前進的路沒有了，身后就是敵人的大軍，更糟的是，在沖殺中，幾十名隨行者都跑散了，只有將軍丘行恭還追隨著李世民。這時候，有數名敵騎趕了上來，并且放箭射傷了李世民的坐騎“颯露紫”。丘行恭“乃回騎射之，發無不中”——調轉馬頭向著來敵放箭，箭箭精準地射中對手。懾于他的箭鋒，敵人們一時不敢上前，趁著這短暫僵持的一刻，丘行恭跳下自己的馬，動手給“颯露紫”拔去身上的箭矢。

因此，不要誤以為，畫面上是軍人在戰斗結束后的平靜中給傷馬療創，非也，此時，一面是長堤，一面是敵陣，幾名敵騎就像隨時準備撲上來的狼群一樣在附近眈視著。畫面上，丘行恭在敵人的注視下固然是從容沉著，具有壓倒泰山的雄強氣勢，那駿馬三蹄穩立，安靜地接受人類的救治，只有一條后腿微微蜷曲，流露出拔箭之苦的難忍，則顯示著馬是一種多么通靈性的生物啊。

丘行恭在為颯露紫拔箭之后，先請李世民騎上自己的馬，然后，他步行在颯露紫之前，手持長刀，一路大步奔躍，放聲呼喝著，與李世民重新殺回敵陣當中，這二人雙馬，竟然沖過了敵陣，回到自己人中間。正像在戰事的危急中，馬不曾辜負人一樣，在同樣的情況下，人也沒有拋棄馬。這行為已不止是武勇，它還傳達著一些古老的道德價值，因此，即使對于經歷風雨如李世民者，也成為他感動一生的記憶。

李世民作為一名勇士、一員戰將的生涯雖然輝煌，但卻短暫。隨著政治對手的一一消失，他的人生目標發生了轉換。從27歲起，他就陷入了與先天的性格和后天的欲望不斷斗爭的艱難之中，為了一個更偉大的理想：讓天下太平，人民幸福。

李世民是高智商的人，他清楚，只要他皇帝的生涯一天沒有結束，他做一個好天子的努力就不能算是成功。他的這一擔憂不是沒有道理，因為，事實證明，最終他果然不免也變得年老荒唐。

其實，他始終有把握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年輕時代的軍事上的勝利。這勝利不僅讓他的青春如火一般燦爛，更重要的是，對于人民有著統一天下，四海清平的意義。因此，有一次，他在對臣下檢討不該“有自矜之意”的時候，還是脫口而出：“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莫臻于此。”——語氣真是異常的驕傲，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就是這樣的率真。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才要在昭陵刻上六匹戰馬的形象，既陪伴自己身后千秋萬歲的寂寞，也讓后人不要忘記，在變成一個好皇帝之前，他曾經是軍人中的軍人，是馬背上的戰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