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奸，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性冒險了，它產生感官愉悅、精神刺激，但又挑戰禁忌，傷風敗俗。所以，幾乎所有的文明體都曾經立法將通奸入罪，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不少文明國家或地區在法律上保留通奸罪，比如法國、韓國、美國的一部分州、中國臺灣。

古語有云，萬惡淫為首。官員通奸不是新鮮事，在古代更是非同一般。所謂非同一般，不是說古代通奸的官員更多，而是在古代官員通奸是一種大罪，是法律嚴令禁止的非法行為，而遠非當今僅停留于道德譴責的范疇。

從先秦至民國時期，中華法系也是一直設立通奸罪。如果對中國歷史上通奸罪罰的演變趨勢做一種鳥瞰式的觀察，我們會發現它恰好呈現出一個“U”形軌跡：前期重罪化，中期輕罪化，后期又重罪化。

秦漢魏晉時期，法律對于通奸罪的處罰很嚴厲，如據北魏的刑法，“男女不以禮交，皆死”，通奸是死罪;又允許親屬對通奸之人以私刑處死，《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夫為寄豭，殺之無罪?！彼^“寄豭”，指跑到別人家傳種的公豬。意思是說，如果丈夫像公豬一樣鉆進別人的被窩，那么被人殺死了也是活該，殺人者不用承擔法律責任。

到了唐宋時期，通奸已經出現輕罪化的傾向，如《唐律》規定，“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二年。”即通奸的男女雙方，各判一年半的有期徒刑;如果當事女性有丈夫，則加半年刑期。與韓國現行法律對通奸罪的處罰(判二年以下監禁)差不多。

但從元代起，通奸又開始變得非常危險，除了要受到國法的懲罰(婦女“去衣受杖”，即剝光衣服行杖刑。元明清三朝相沿)之外，法律還允許私刑，奸夫淫婦被捉奸在床，殺死無罪，如《清律》規定，“凡妻妾與人奸通而于奸所親獲奸夫奸婦，登時殺死者勿論，若只殺死奸夫者，奸婦依律斷罪，當官價賣，身價入官。”

總的來說，處于秦漢與元明清之中間的宋王朝，對通奸罪的處置是最合乎現代文明的。宋朝的立法繼承自《唐律》，規定“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為革五代刑罰嚴苛之弊，宋朝創設“折杖法”，即在執行刑罰的時候，將死刑之外的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成臀杖或脊杖：笞杖刑一律折換成臀杖，杖后釋放;徒刑折換成脊杖，杖后釋放;流刑折換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如此，“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通奸罪的“徒一年半”，折杖后的刑罰是脊杖十五，脊背打十五板子后釋放。

對通奸罪，宋政府又創造性地立法規定“奸從夫捕”。

什么意思？即妻子與別人通奸，要不要告官，以丈夫的意見為準。這一立法表面看起來似乎是在強調夫權，實際上則是對婚姻家庭與妻子權利的保護，使女性得以避免受外人誣告。我們換成現代的說法就比較容易弄明白了：宋朝法律認為通奸罪是屬于“親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如果丈夫可以容忍自己戴綠帽子，法庭就不必多管閑事了。

跟后來的元明清有別，宋朝立法對于民間的通奸行為，基本上持一種比較寬容的態度。但同時，宋政府對于官員的通奸行為，又主張處以更加嚴厲的刑罰。官員與民婦通奸，宋人稱之為“監臨奸”，宋朝法律申明：“諸臨臨主守于所監守內奸者(謂犯良人)，加奸罪一等。”而且官員犯奸，也不是“親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而是官民均可按發的罪行。一旦有官員被發現與人通奸，往往還將受到降職、撤職的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