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成書于元、明、清的公案小說《包公案》，還是這個時段產生的“包公戲”劇目，抑或是今人創作的古裝司法題材影視作品，它們對于宋代審訊場面的講述，有一個細節是不約而同的：訴訟兩造都得跪在公堂上聽審。

京劇包公戲《鍘美案》劇照

這些文藝作品塑造出來的歷史想象，甚至讓歷史研究者也深信不疑，比如法律史學者潘宇的論文《傳統訴訟觀念的基本形態與轉型——以中國古代民事訴訟觀念為樣本的研究》就認為：“在(古代)司法實踐中，無論是刑事案件，還是民事訴訟的原被告雙方都要承受同樣的皮肉之苦，以及同樣的精神上的威嚇。如，涉訟兩造(包括其他干連證人等)一旦到官受審，不僅要下跪叩首，而且還要受到‘喝堂威’的驚嚇。”潘宇將研究對象籠統地稱為“中國古代民事訴訟”，顯然應該包括宋代民訟在內。

宋朝筆記中的審案信息

但是，我在閱讀宋人筆記時，隱約覺得宋代的訴訟是不需要“下跪叩首”的。這里我且列舉幾個例子：

沈括《夢溪筆談》中的《歐陽文忠推挽后學》載，有一書生起訴學生拖欠束脩，勾當鎮公事的王向判書生敗訴，“書生不直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滁州知州歐陽修)”。既然是“徑持牒”，應該不會是“跪稟”。

程頤撰寫的《明道行狀》載，“(程顥)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辦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從“不持牒徑至”的語境判斷，也應該不是“跪稟”。

朱熹編著的《五朝名臣言行錄》也載，“舊制，凡訴訟不得徑造庭下，府吏坐門，先收狀牒，謂之‘牌司’。公(包拯)開正門，徑使至前，自言曲直，吏民不敢欺。”訴訟人“徑至前，自言曲直”，也不像是“跪稟”的樣子。

另外，宋人唐庚的《訊囚》詩寫道：“參軍坐廳事，據案嚼齒牙;引囚至庭下，囚口爭喧嘩。參軍氣益振，聲厲語更切。……有囚奮然出，請與參軍辯……”這名囚犯“奮然出”，而且與法官當庭對辯，似乎也不可能跪著。

當然，這些材料記錄的信息不是很明確，不能作為確鑿的歷史證詞采用。究竟宋人上公庭打官司要不要下跪聽審？我打算先通過檢索宋代文獻來驗證這個問題。需要說明的是，我采用的文獻主要有兩類，一是《名公書判清明集》、《折獄龜鑒》、《洗冤錄》等宋代司法文獻;一是《作邑自箴》、《州縣提綱》、《晝簾緒論》等宋代官箴書。至于加入了后人創作與想象成分的宋元話本小說與元雜劇，一概不納入考證范圍。

文獻資料顯示：宋人不必跪著聽審

檢索《名公書判清明集》、《折獄龜鑒》、《洗冤錄》，均找不到任何“跪著受審”的記錄。唯《折獄龜鑒》“王琪留獄”條這么說：“王琪侍郎，知復州。民有毆佃客死者，吏將論如法，忽夢有人持牒叩庭下，曰：‘某事未可遽以死論也。’琪疑之，因留獄未決。”但這里的“持牒叩庭下”只是出現在夢境中，并非庭審寫實。

《洗冤錄》“疑難雜說”篇也有一則記載：某甲涉嫌殺人，“就擒訊問，猶不伏”，待檢官出示確鑿證據后，“左右環視者失聲嘆服，而殺人者叩首服罪”。這似乎也只說明犯人在伏罪后才需要“叩首”認罪。

《名公書判清明集》收錄有法官蔡久軒的一份判詞，其中說：“當職入境，……累累道途，訴之不絕，……訴之者皆號呼告冤，嚙齒切骨，伏地流涕，諭之不去。”這里的“伏地流涕”，顯然是說攔路申冤之人激憤不能自已的舉動，并不是指庭審時官方要求的“規定動作”。

《作邑自箴》、《州縣提綱》、《晝簾緒論》等宋人撰寫的州縣從政指南，其中不乏對州縣官如何受狀、審訟、鞫獄、擬判的詳細指導意見，但尋遍這幾本宋人的官箴書，就是不見要求訟訴人下跪受審的規定。倒是在《州縣提綱》中可以找到兩條信息：

——“凡聽訟之際，察其愚樸，平昔未嘗至官府者，須引近案，和顏而問，仍禁走吏無得訶遏。”

——“引問時，須令主吏遠立，仍和言喚囚近案，反復窮詰，必得真情，始可信矣。”

從“引近案”、“喚囚近案”的動作描述，大致可判斷訴訟人不大可能是跪著的。

但是，我們對文獻的援引，到目前為止，還無法十分肯定地證明“宋人訴訟無須跪著受審”。不要急，讓我再引用幾條材料：

《折獄龜鑒》“葛源書訴”條載，宋人葛源為吉水縣令，“猾吏誘民數百訟庭下”，葛源聽訟，“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

《折獄龜鑒》“王罕資遷”條載，宋人王罕為潭州知州，“民有與其族人爭產者，辯而復訴，前后十余年。罕一日悉召立庭下”。

《名公書判清明集》收錄的一則判詞稱，“本縣每遇斷決公事，乃有自稱進士，招呼十余人列狀告罪，若是真有見識士人，豈肯排立公庭，干當閑事？”

從這幾起民訟案例不難發現，當法官開庭聽訟時，訴訟人是立于庭下的。現在的問題是，“站著聽審”到底是個別法官的開恩，還是宋代的一般訴訟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