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對于許多因直言而遭到貶謫的官員，盡管生活境遇一落千丈，但在士大夫中間的聲譽卻常常與日俱增，他們因貶官而成名，有的甚至“一貶成名”。

范仲淹的“三光”

范仲淹就曾經因為貶謫而名揚士林。事情是這樣的，宋仁宗繼位時，年僅十三歲，少不更事，由劉太后垂簾聽政。天圣八年(1030年)，宋仁宗已經年逾二十，可以親政了，劉太后卻絲毫沒有還政于宋仁宗的意思。當時，范仲淹只是秘閣校理，身微言輕，但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上書《乞太后還政奏》，請劉太后“卷收大權，還上真主”，讓“春秋已盛”的仁宗親政。這簡直是以下犯上，與最高權威叫板，因此觸怒了劉太后，被貶為河中府(今山西永濟市)通判。范仲淹貶官后，同僚士大夫們非但沒有對他另眼相待，反而成群結隊到城門口為他餞行，贊揚他說：“此行極光。”

明道二年(1033年)，親政后的宋仁宗希望有所作為，提拔了一批劉太后“垂簾聽政”時受到壓制的官員，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召還，提拔為右司諫。然而，范仲淹并沒有因為宋仁宗提拔了自己而裝聾作啞，做皇帝身邊的老好人，當宋仁宗因為寵幸尚氏、楊氏二妃，準備廢黜郭皇后時，范仲淹馬上上書說郭皇后不可廢，甚至多次與御史中丞孔道輔一起，率領所有諫官到垂拱殿門，要求皇帝接見，讓他們訴說皇后不可廢的理由。宋仁宗非常惱怒，不僅沒有接見他們，反而把范仲淹貶去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士大夫們又結伴為他餞行，贊嘆說：“此行愈光。”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時任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當時，呂夷簡任首相，培植親信，拉攏朝官，以維護宰相的個人權威。范仲淹最恨用人不公，便把一些要員的晉升情況繪制成《百官圖》，呈宋仁宗閱，并指著上面開列的百官晉升順序說：“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呂夷簡知道后，氣得七竅生煙，反在仁宗面前狀告范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范仲淹因此落職饒州(今江西鄱陽)。士大夫們又為他餞行于郊外，盛贊說：“此行尤光。”范仲淹越是因言獲罪，士大夫們越是對他欽佩，貶得越遠，名氣越大。

唐介得名“真御史”

宋仁宗時代因直諫而成名的大臣，除了范仲淹、歐陽修、包拯等人之外，還有一個“真御史”唐介。

宋仁宗皇祐年間(1049—1054年)，唐介出任殿中侍御史。御史是個言官，可以糾百官之失。宋代言官還握有一項特權，可以“風聞彈事”，哪怕是對于沒有真憑實據的事情，也可以進行彈劾。皇佑三年，唐介“風聞”宰相文彥博巴結宋仁宗寵幸的張貴妃，便以“陰結貴妃，專權任私”為由，彈劾文彥博。唐介上書彈劾的同時，還在朝會上，向宋仁宗當面“揭發”文彥博，說他當年任成都知府期間，曾贈送“蜀錦”賄賂張貴妃，斷言文彥博提拔為宰相是“走夫人路線”的結果。眾目睽睽之下，唐介歷數宋仁宗最信任的宰相文彥博的不是，這既是彈劾文彥博，又是指責皇帝用人不當，尤其是一句“因貴妃而得執政”，讓宋仁宗這位平日里輕易不發火的皇帝非常氣惱，他憤憤地說：“上疏談論大事是唐介作為御史的職責，但說文彥博靠巴結嬪妃當上宰相，這是什么話呢？！”并威脅要貶唐介的官。唐介絲毫不怯，針鋒相對地說：“臣忠義憤激，鼎鑊不避，何懼貶官？”于是，唐介被貶為英州(今廣東英德市)別駕。

唐介“鼎鑊不避”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士大夫們。唐介遠謫之際，他們紛紛寫詩送行，贊譽之聲，不絕于耳，其中有兩首詩最為著名，不僅轟動士林，而且廣為流傳。一首是太常博士梅堯臣寫的，當時，他與歐陽修齊名，并稱為“歐梅”。在唐介遭到貶謫之時，他感憤之下，洋洋灑灑寫了一首五百四十字的長詩《書竄》，不但在詩中聲援唐介，而且把文彥博結交貴妃的行徑，大大譴責了一番，其言語之直白，態度之鮮明，當時詩作中少見。二是天章閣待制李師中的《送唐子方之貶所》(唐介，字子方)，詩曰：“孤忠自許眾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于山。并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成為士大夫爭相傳閱的佳作。尤其一句“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于山”，給予唐介極高的評價，唐介因此獲得了“真御史”的雅號，非但沒有因貶謫毀譽，反而聲名鵲起。

胡銓奏斬秦檜

紹興八年(1138年)三月，宋高宗任命秦檜為宰相。秦檜任相后，繼續推行投降、主和政策，安排親信王倫出使金國，與金商談和議之事。金國派使臣張通古、蕭哲與王倫同來臨安。雖說是議和，但金國的態度卻特別傲慢，條件極不平等，要求宋朝承認金為宗主國地位，宋為金國的藩屬國，宋高宗須以臣子之禮，跪拜接受金國君主的詔書。

對于常常以“中央之國”自居的宋朝來說，對夷狄金國俯首稱臣，簡直是奇恥大辱。然而，南宋小朝廷的皇帝大臣們，早已被金國的金戈鐵馬嚇破了膽子，雖然深覺屈辱，但又不敢反對。于是，在主和的宋高宗和秦檜的謀劃下，這一條件竟也“創造性”地實現了，即宋高宗以宋徽宗剛剛去世為由，改皇帝跪拜接詔為宰相秦檜跪拜接詔，取得了金國使臣的同意，讓人不得不驚嘆南宋皇帝和大臣的“聰明”。至于其他賠錢割地、花錢消災的條件，當然更加容易，一概滿足了金國的要求。

如此一來，滿朝沸騰。時任樞密院編修的胡銓，激憤之下，向宋高宗上了奏章《戊午上高宗封事》，要求宋高宗把秦檜、王倫等人斬首示眾，表達了與投降派勢不兩立、誓死捍衛國家尊嚴的信念和決心。他這篇斗爭“檄文”一出，士大夫爭相傳閱，一時洛陽紙貴。

然而，宋高宗和秦檜既以屈膝求安為旨，一切反對議和之言都是雜音、謬論，當然剪除而后快，胡銓首當其沖。于是，秦檜以胡銓鼓動士大夫反對皇帝為由，反過來彈劾胡銓，把他降職為監廣州鹽倉;紹興十二年(1142年)，又以胡銓恣意議論，把他除名，安置于新州管束;紹興十八年，再以詩詞中有毀謗譏刺朝政之辭，流放到更遠的吉陽軍，即今天的海南三亞。

胡銓因為反對和議，深受秦檜的報復性打擊，貶謫十余年，越貶越遠，身心備受摧殘。然而，他的境遇雖然越來越差，但他在士大夫間的聲譽卻與日俱增。當年，他上書《戊午上高宗封事》，宜興進士吳師古把他的奏章刻書印行。胡銓貶謫廣州，監登聞院陳剛中以啟為賀，贊揚他說：“屈膝請和，知廟堂御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他貶謫新州，著名詞人張元干為他餞行所作的《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把對他的欽佩之情，表達得淋漓盡致。胡銓舍生忘死、與投降派斗爭到底的精神，也因張元干的詞而廣為人知，胡銓因此揚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