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二戰時期德國的暴行 納粹人體實驗

科學崇尚的是真實，容不得半點虛假。但在二戰期間，在納粹德國，一些科學家卻以罪惡代替了良知，淪為納粹人體實驗的幫兇，雙手沾滿了無辜者的鮮血。二戰結束了，納粹得到了清算，但德國科學界卻沒有深刻反省。直到不久前，德國一著名科學團體才就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 向受害者作了道歉，也揭開了二戰期間德國的暴行：納粹人體實驗。

最深刻的悔恨、沉痛和羞恥

道歉的地點在一個有許多德國知名科學家和納粹人體實驗幸存者都出席的座談會上。而座談會的地址，就是臭名昭著的“死亡醫生”約瑟夫·門格爾進行二戰德國的暴行：納粹人體實驗的一個實驗室原址。青蔥的樹木下，早已找不到累累的白骨，但這卻無法抹去籠罩在每個與會者心頭的陰影。主持這個座談會的，是德國知名的馬克斯·普朗克俱樂部。這是一個政府資助的團體，其成員包括全德各界約3000名科學精英，其中很多是德國最知名的學者，也不乏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而馬克斯·普朗克俱樂部的前身，就是創建于1911年的凱澤·威廉俱樂部，二戰 期間，它旗下很多科學家是納粹人體實驗的幫兇，制造了一個又一個慘絕人寰的罪行之最。

面對白發蒼蒼的幸存者和一臉肅穆的科學家們，普朗克俱樂部主席胡貝特·馬克爾以沉痛的語氣表示，他對德國一些科學家“沒有阻止，反而提倡、幫助德國納粹罪行之最，表示最深刻的悔恨、沉痛和羞恥”。承認過去是需要勇氣的，尤其是承認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但胡貝特以他科學家的良知，拿出了這樣的勇氣。他在一再向受害者道歉的同時，坦然承認過去德國科學界罪惡之最：當時一些德國頂尖的科學家“與納粹沆瀣一氣，為了個人的醫學目的，進行了人體實驗活動”。

在稍后接受美聯社采訪時，胡貝特表示，當他知道竟然就是這些頂尖的科學家提出了有“一個統治民族”的“罪惡理論”時，他感到無比震驚，“作為一個生物學家，我覺得實在難以接受……”他說，雖然戰后德國對大屠殺作了很多懺悔，但科學界對二戰德國納粹的暴行：人體實驗，卻一直沒有為自己丑陋的過去表示過什么，因此他認為，現在是清除德國科學界恥辱的時候了，也只有這樣，才能將歷史真相告訴未來的人們。

往事不堪回首

斯特凡妮和安妮塔是一對雙胞胎姐妹，她們有幸從二戰期間德國的暴行：納粹人體實驗中活著走了出來，但回憶過去，一切都還是那么觸目驚心。由于是雙胞胎，斯特凡妮姐妹就成了門格爾的實驗對象。她們像其他“實驗品”一樣。門格爾往她們的眼睛里注射化學藥劑，以觀察她們的眼睛是否會變成和雅利安人一樣的藍色。她們的很多器官被相互移植。門格爾還經常往她們身體里注射各種細菌，比較她們是否會有不同的反應。斯特凡妮姐妹至今還記得那最恐怖的一幕：她們被帶到門格爾和其他黨衛軍面前，赤身站著；門格爾告訴她們，她們將和一對雙胞胎男子發生關系，然后懷孕。而作為懷孕的前提條件，她們身上的血被全部替換成另一對雙胞胎的。試驗的后果是，她們變得極度虛弱，高燒不退。

比大多數人幸運的是，斯特凡妮姐妹最終熬到了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的那天。但她每時每刻都記得德國納粹對她犯下的惡行，她認為這是二戰納粹德國的罪行之最。

和斯特凡妮經歷同樣悲慘的還有很多人，在6月7日的座談會上，與會的埃娃·莫澤什·科爾女士講述了自己的可怕經歷。埃娃也是猶太人后裔，德國占領羅馬尼亞后，她們一家隨即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從此她也就再也沒有見過她的父母--他們都被送進了納粹的毒氣室。此時，埃娃才10歲，由于是雙胞胎，她和妹妹米麗婭姆也成了門格爾的實驗對象。埃娃就和其他被納粹人體實驗的孩子關在老鼠肆虐的牢房里，每隔一段時間，她們就被送到門格爾的實驗室，在那里被抽血，注射細菌。有一次，埃娃發高燒持續不退，她認為自己就要死了。

“如果我死了，門格爾將會立刻處死米麗婭姆，然后對我們進行解剖。大多數雙胞胎就是這樣死去的。”埃娃說。

埃娃現在住在美國，她領導著一個搜尋納粹人體實驗的組織。據她統計，納粹德國時期，共有1500對雙胞胎被送到了門格爾的納粹人體實驗室，只有不到200人最后活著走了出來。

坦白承認歷史責任，必須清楚表達，但它同時也必須清楚加以分別?；仡櫼幌?，二戰期間德國的暴行：納粹人體實驗。

讀后感：這是一個與過去相會的殘酷方式，一個人站在這兒面對曾遭到罪行的受害者。同時，我們心中有一股奉獻信念在升騰，我們將竭盡全力、不遺余力地闡述過去的歷史，將我們所知道的教導給別人，讓這成為永遠的警告，讓記憶永存，讓學習永遠。雖然納粹人體實驗的真相并不能使人從罪惡和羞恥中完全解脫出來，但它能讓人擺脫沉重和謊言，為未來打開大門，讓人們能從過去中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