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文景之治的漢文帝劉恒一向以寬厚仁慈著稱，他即位后不僅廢除了各種誹謗罪和妖言罪、收罪犯家屬為奴婢以及連坐的律令，對某些圖謀叛亂的人也相當仁慈，一生極少大開殺戒。

公元前177年，濟北王劉興居聽說文帝親臨太原統(tǒng)兵出擊匈奴，以為有機可乘，發(fā)兵造反。漢文帝得知劉興居舉兵謀反，一方面派軍隊前去平叛，另一方面下詔書說：“濟北境內(nèi)吏民，凡在朝廷大兵未到之前就歸順朝廷和率軍獻城邑投降的，都給以寬赦，且恢復(fù)原有的官職爵位;即便是追隨劉興居參預(yù)謀反的，只要歸降朝廷，也可赦免其罪。”由于漢文帝寬厚仁慈，劉興居失道寡助，兵敗自殺，而那些曾追隨劉興居謀反的人果然都被寬恕了。

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劉長與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合謀，派使者去與閩越、匈奴聯(lián)絡(luò)，準備發(fā)動叛亂。反情敗露，淮南王劉長被押送到長安，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宗正、廷尉等大臣都認為應(yīng)該處死劉長以及與劉長一同造反的人。結(jié)果漢文帝只是處死了與劉長一同謀反的人，卻赦免了劉長的死罪，廢去王號，把他發(fā)配去蜀郡。

劉長在被押送去蜀郡的途中絕食而死，漢文帝后悔不已，追尊淮南王劉長謚號為厲王，并封他的兒子劉安為淮南王、劉勃為衡山王、劉賜為廬江王。

總之，在漢文帝時期，漢文帝君臣以秦朝滅亡為鑒誡，國政以寬厚為本。這種風氣影響到全國，改變了那種互相檢舉、攻訐的風俗。官吏安守本分，百姓安居樂業(yè)，風俗篤實厚道，禁制法網(wǎng)寬松，有犯罪嫌疑的大都從寬發(fā)落。所以，漢文帝時期的刑罰大量減少，甚至出現(xiàn)了一年之內(nèi)全國只審判四百起案件，停止動用刑罰的景象。

此外，對于封建君王而言，他們最害怕、最痛恨的就是謀反，所以一旦有人膽敢謀反，一般都會課以重罪，進行血腥大清洗。但漢文帝對劉興居、劉長的謀反均未大動干戈，而是從輕處罰，可見漢文帝的確是一位十分仁慈的君王。

那么，這樣一位仁慈的君王，為何要對新垣平大開殺戒，誅滅了他的三族？

新垣平是趙地人，憑借著善于觀云氣而知兇吉得以進見漢文帝，勸說漢文帝在渭城建五帝廟，并預(yù)言這將使周朝的傳國寶鼎出現(xiàn)，還會有奇異的美玉出現(xiàn)。

漢文帝相信了新垣平的胡說，于公元前164年親自到渭陽五帝廟郊祭。第二年，漢文帝果然得到了一個刻有“人主延壽”四個字的玉杯。漢文帝因此更加信以為真，下詔把這一年改為元年，下令天下民眾盡情聚會飲酒。

不料，就在這一年，新垣平欺詐的事情就被人揭穿了。經(jīng)查，那個刻有“人主延壽”的玉杯實際上是新垣平為了欺騙漢文帝而叫人獻上的。

漢文帝發(fā)覺自己英明一世卻糊涂一時，臨老晚節(jié)不保，竟然為一個方士所欺騙，不由得勃然大怒，一向如溫順的兔子也開始咬人了，難得大開殺戒一回，下令夷滅新垣平三族。

方士亂政，古已有之，秦始皇晚年變得喜怒無常、神神叨叨，實際上也與方士有著莫大的關(guān)系。而方士之所以能夠得到某些帝王的寵信，卻與這些帝王無法正確面對生老病死有關(guān)。我們只要稍微梳理一下中國歷史，就能清楚看出，那些迷信方士的帝王，往往都是在年老體衰時。方士們正是利用帝王畏懼死亡的心理弱點來行騙。

秦始皇在發(fā)覺被方士欺騙后，雖然也曾一怒之下坑殺了數(shù)百人，但他未能及時清醒過來，未能從迷信的泥潭里脫身，仍然相信方士。秦始皇兩次上了方士徐福的當就是明證。

與秦始皇相比，漢文帝做得較為出色的是，當他發(fā)覺自己被方士蒙騙后，馬上采取措施壓制住迷信之風，從此不再相信方士，從而讓漢室江山在正確的軌道上繼續(xù)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