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城市里出現外國女人，應該是很小兒科的事。我所在城市處于湘中腹地，經濟不算發達，城市人口只有40多萬，沒多少知名度，也經常可以看到那些風姿綽約的外國女人在大街小巷走來走去，老、中、青、白、黑、棕都有。然而，在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中葉將近百年的時間里，不要說在內地的中小城市，就是在廣州、上海等大城市，也絕難看到外國女性的身影。

大街上沒有外國女性，不是由于外國人不愿將女眷帶往中國，而是因為當時的清政府不允許外國女性來清國居住。乾隆初年，廣州外商云集，因為需要就地照料生意，他們也曾帶來女眷。其時到清國來的西方女性全是天足，穿著也很暴露，處處受到男性的尊重，這一切嚇壞了清朝的地方官員。1745年，廣州地方官上奏朝廷，要求制止“番婦”(西方女子)進入清國，得到乾隆默許。西方商人對此種規定非常憤怒。

荷蘭大商人洛連擁有一艘重達600噸的大型帆船“海馬號”，多次來華做生意，他的妻子詹妮和一對雙胞胎女兒非常向往東方，此人不顧廣州政府的規定，決定帶妻女前往。“海馬號”1750年10月從港口出發，經過10個月的航行，于1751年7月8日抵達廣州海域。“海馬號”上有三名外國女性的消息讓廣州地方官員異常震驚，廣州關長李永標、行首(商會會長)嚴濟舟、擔保商人潘振承立即與荷蘭商館秘書約翰磋商阻止，并調動近百人在黃埔港待命。由于有人替洛連說話，事情后來變通處理，地方官讓洛連帶妻女赴澳門居住。

然而，清政府禁止外國女性來華的決心沒有任何松動，相反，還加快了相關立法的步伐。1759年，兩廣總督李侍堯按朝廷旨意，制訂了《防范外事規條》;1776年，廣東巡撫兼海關監督李質穎制定了《防夷四查》;1809年，兩廣總督百齡推出《民夷交易章程》;1814年，兩廣總督蔣攸鉆制訂《整飭夷商貿易九事》，這些法規內容各異，有一條卻絕對相同：禁止“番婦”在清國居住。

不合人情的規定自然面臨被反復突破的危險。1830年10月4日，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大班盼師故意帶著夫人和葡萄芽女傭由澳門前往廣州，乘轎到達十三行商館。兩廣總督李鴻賓兩次發出驅逐令，盼師不予理睬。10月20日，廣州地方政府再次通過行商通知盼師：兩三日內，盼師不將家眷送走，將派兵入館驅逐。盼師沒有向清政府低頭，他通過英國海軍司令調兵百余人，準備武力抵抗。廣東官員擔心引發重大涉外事件，只好派行商伍受昌疏通。結果，廣州地方政府同意盼師以患病需要家眷照料，病愈后再送走家眷的名義，讓其夫人居留一段時間。

李鴻賓和廣州將軍將此事匯報給了朝廷，1830年12月8日，道光皇帝頒布諭旨，重申對西方女性來華的禁令。1831年，道光皇帝又命李鴻賓會同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制訂《防范外夷章程》，5月12日對外公布執行。1835年，兩廣總督盧坤制定《防范夷人章程八條》，重申了上述規定。1840年，清國與英國發生鴉片戰爭，在戰后簽訂的《南京條約》中，應英人要求，已無還手之力的清政府被迫加入如下內容：“自今以后，(清國)大皇帝恩準大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至此，禁止西方女性來華的荒唐規定才徹底廢除。

清政府官員不同意西方女性來華，表面原因是上面講到的西方女性較為開放，有傷清國“風化”，深層原因是清政府官員害怕千百年來將民眾當工具的專制文化土崩瓦解。西方國家自文藝復興始，就強調人的平等、獨立、尊嚴，提倡尊重****、關愛弱者，而中國封建社會一直是皇權高于一切、等級至上、視民如草、男尊女卑。如果聽任西人對待女性和普通公民的那種人文理念在清國蔓延，封建王朝那套愚弄老百姓的把戲就玩不轉了，大小官員的既得利益就會受到影響甚至徹底喪失。時隔一百多年，我們自然無法完全了解清朝官員簽訂《南京條約》加進同意西方女性來華條款的心理感受，但我猜想，他們當時肯定是如喪考妣的。

不禁想起曾經頗為流行的一首叫做《女人是老虎》的歌曲，這首歌調子優美，歌詞更讓人玩味：“小和尚下山去化齋，老和尚有交代，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見了千萬要躲開。走過了一村又一寨，小和尚暗思揣：為什么老虎不吃人，模樣還挺可愛？老和尚悄悄告徒弟：這樣的老虎最呀最厲害。小和尚嚇得趕緊跑：師傅呀，壞壞壞，老虎已闖進我的心里來”。當年清政府是很想做個反社會理性、反人類文明的“老和尚”的，而且它也確實控制了幾億“小和尚”的思維，沒想到西方的女人比山下的女人更厲害，這些金發碧眼的“老虎”通過男人手里的槍炮把專事瞞和騙的“老和尚”打得落花流水，我們的民族也因此遭受一百六十余年的劫難。歷史的教訓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