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和重慶所在的巴蜀盆地地勢獨特，分為邊緣山地和盆地底部兩大部分，從軍事上看，山地險峻，隔阻難通，自古就有“蜀道難，難于上青天”之說，從經濟上來看，盆地面積高達十六萬平方千米，其中宜于農耕的川西平原即有兩萬多平方公里，向來被稱為“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因此，蜀地具備了易守難攻和糧草充足的軍事和經濟優勢。最直觀的解釋，這是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所致。

當統一王朝瓦解之時，蜀地足以獨立于天下逐鹿的中原之地，獨樹一幟，雖無力進取，亦足以自保；而天下將定之時，蜀地又因僻處西南，無關大局，往往最后才被納入版圖之地。

這一解釋，]對于何以“天下已治蜀未治”更有說服力，得隴望蜀，平定天下的過程從來都是由中心及于邊緣，巴蜀之地因其地理偏遠而最后平定，符合這個規律。但是，何以會“天下未亂蜀先亂”？這一解釋卻未見得充分。

所謂亂，也就是造反，且不僅是一時一地的造反，而是成規模的造反。在大一統帝國治下，造反不絕于書，起因多為民眾難以忍受無盡的壓榨。蜀地先亂，并非是指此地壓榨獨狠，造反獨多，而是指此地更容易形成大規模之亂，尤其是當王朝統治步入晚景之時，尤其如此。

中央集權的專制帝國將統治延伸到了每一個角落，實行相對無差別的政治和經濟攫取，埋下了群起響應的種子，而受制于資源的約束，帝國不可能擁有無限的鎮壓力量，加上中央帝國需要根據其特定的戰略目標，配置其鎮壓資源，于是，就在帝國境內形成了力量配置的不平衡，一旦出現造反，鎮壓力量薄弱的地方就相對更容易發展壯大。

帝國的戰略目標首先是政權安全，為此，常常將其軍事力量主要部署在帝都的周邊，此即是所謂的“內重外輕”，歷代統治，無不如是。一旦出現地方武裝力量坐大，形成“內輕外重”之勢，如唐末之藩鎮，又如清末之湘軍淮軍崛起，王朝的氣運也就差不多走到了盡頭。

在中國歷史的大多數時期內，四川既遠離王朝中心地區，又處在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戰線的大后方，此地配置的軍事力量相對薄弱，遂為常態。也因此，一旦出現造反，當地官軍往往不敷應用，加之路程遙阻，也不能相對迅速地調集兵力，這就為一時一地的造反的迅速蔓延壯大提供了條件。

宋朝的王小波李順起事即是如此，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打著“均貧富”旗號，就由一萬人發展到了數十萬人，攻克成都，建立政權，勢力幾乎擴大到了盆地全境，北宋朝廷不得不從外派兵，分別由劍門和夔門入川，才最終將之平定。因此，即使蜀地與其他地方因為相似的原因而偶有起事，卻因為鎮壓力量的薄弱而更容易成事。

此外，蜀地獨特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環境，也為“蜀先亂”提供了助力。四川和重慶所在的巴蜀區域文化發育甚早，燦爛的三星堆文化表明，同一時期的巴蜀文化并不遜色于同時期任何地區，且鄰接中原文化，很早就與其他地區廣泛交流往來，自公元前316年，秦滅蜀后，更是徹底并入到統一的文化和治理秩序之中，以至于今。

但是，古時出入盆地，動輒經月，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巴蜀之地又形成了相對獨立自足的區域經濟、社會、文化，在區域之內具有更密切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往來，一旦出現造反這樣的大事件，原本存在的密切往來就可以轉化為對抗政權的組織資源。如清末保路運動時，面臨清軍壓境，成都的保路黨人就通過在木板上寫字的方式，順江傳送這種“水電報”，很快得到了全川各地的廣泛響應。

“天下未亂蜀先亂”，表明了以暴力為后盾的大一統帝國強大背后的軟肋，只是，隨著現代軍事技術的進步和現代交通體系的建成，軍事鎮壓力量的配置已經能夠超越時空的阻隔，依靠自然條件和地理距離已經不足以贏得類似的條件，也因此，“蜀先亂”已經成為絕唱，工業文明的飛速發展，已經將“天下未亂蜀先亂”之類的傳統智慧總結徹底終結。

有意思的是，最后一次的“天下未亂蜀先亂”的起因，卻正是因為要建設鐵路這一現代交通工具，而被調集入川的湖北新軍，也正是擁有熱兵器的現代武裝。而最終，革命黨人抓住了湖北新軍離開后的軍事空虛，得以在起義后迅速站穩了腳跟，這才有了后來的南北議和，清廷遜位，一個原本要結束“蜀先亂”的現代交通規劃，卻導致了“蜀先亂”的最后登場，引發了誰也無從預想的王朝覆滅，這或許就是歷史必然中的偶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