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牛，又稱吹牛皮。其義云何？盡人皆知，無需索解。如果有誰自稱能考出世界上第一個吹牛的人，這本身就是吹牛;因為這是不可能的，實際上也無此必要。

不過，從語源學的角度，吹牛一詞的本義，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倒是考訂過。他在《史林雜識·吹牛·拍馬》篇中謂：“吹牛一詞最早是西北方言，水深浪激的大河巨津，舟不可行，本地人遂就地取材，用若干牛皮袋吹成氣囊，連結成筏，雖奔騰咆哮如黃河，牛皮筏也暢通無阻，載重竟達數千至數萬斤。牛皮之功，亦可謂大矣！

相傳朱元璋——一說明成祖朱棣，在率兵渡淮河時，一時無船，也發揮過這種牛皮筏的威力。”但是，作為雖童稚見了也皺眉的吹牛家，是與言過其實、撒謊等卑劣品質聯系在一起的;他們的吹牛，貫穿著假、大、空“三字經”，與牛皮筏子可有天差地別，有百害而無一利。

隨著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形形色色的吹牛家——他們的總頭子人稱吹牛大王，真是不絕如縷。這號人物的典型，一本正經的某些正統史書的記載，遠不及俗曲、民間笑話、戲文等刻畫的生動、辛辣。明代嘉靖年間的作家朱載堉寫過不少小曲，其中有一首叫《說大話》(“山坡羊”)：“我平生好說實話，我養個雞兒，賽過人家馬價;我家老鼠，大似人家細狗;避鼠貓兒，比猛虎還大。頭戴一個珍珠，大似一個西瓜;貫頭簪兒，長似一根象牙。我昨日在岳陽樓上飲酒，昭君娘娘與我彈了一曲琵琶。我家還養了麒麟，十二個麒麟下了二十四匹戰馬，實話！手拿鳳凰與孔雀廝打，實話！喜歡我慌了，跰一跰，跰到天上，摸了摸轟雷，幾乎把我嚇殺”。

你看，這個牛皮從地上爬的，吹到手中拿的，從人間吹到天上;吹者雖自我標榜“平生好說實話”，但說的每一句，都是鬼話！清代有兩個把兄弟，吹牛都是“一只鼎”，把兄對把弟說：我昨天吃了一個極大的肉包子。100斤面，80斤肉，20斤菜，包了一個，煮好了，用8張方桌才放得下，20幾個人，四面轉著吃，吃了一天一夜，沒吃到一半，正吃的高興，不見了兩個人，到處找不著，忽然聽到肉包子里有人說話，揭開一看，原來那兩位鉆在里頭掏餡兒吃呢。你說這個包子大不大？把弟說：我昨天吃的那個肉包子，才算大呢。

幾十個人吃了三天三夜，還沒見到餡兒，拼命朝里吃，吃出一塊石碑來，上寫：離肉餡還有30里。此牛吹的也夠大了。不過。這對吹牛弟兄比起另一位吹牛家來，又未免略遜一籌。記得童年時，我在江蘇老家看草臺戲，有次見到一位小丑，在臺上竟然宣稱：“放屁咕咕咕，一屁打到清江浦，四千人馬來看戲，一屁打死三千五。”——好不嚇殺人也！而其實呢，它連一個螞蟻也打不死。

切莫以為歷史上的吹牛家，不過是胡吹一通，給人留下笑柄而已。不，在等級森嚴、特權充斥、爾虞我詐的封建社會里，吹牛本身就是封建肌體上長出的毒菌。差不多與朱載堉同時的另一作家薛論道，在《桂枝香·鹽商小伙》的小曲中寫道：“改爻換象，撇白調謊。姨父是吏部尚書，母舅是當朝宰相。討幾封假書，挾官索賬。分明私債，勝似追贓。虛夸聲勢平康巷，臥柳眠花入醉鄉。”看吧，一個區區鹽商小伙，搜出吹牛的看家本領，信口開河地扯上幾個權勢顯赫的大人物，是自己的至親，再“討幾封假書”——用今天的話說，即假的介紹作，就可以欺壓平民，無所不為;狐假虎威，虐焰熏天！

這類“鹽商小伙”，盡管吹牛有術，但畢竟是招搖撞騙，如果驗諸冠冕堂皇的封建法典，顯然也是不合法的。而在某些金碧輝煌的侯門里，吹牛家的牛皮，一打上拍馬的印記，那些權奸、宦官之流，聽罷沒有一個不是心頭被蜜蜂爬過似的。聊舉一例：明代正統年間，工部侍郎王祐出入把持朝政的太監王振之門，貌美而無須;這是一種生理現象，當然無足稱奇。但是，這位堂堂王部侍郎大人，卻是吹牛能手。有一次，王振問他：“爾何無須？”他答道：“公無須，兒子豈敢有須！”這不分明是吹牛嗎？但王振聽后，卻對他更寵信了。

又豈獨王振輩如此。常言道：上有所好，下必仿效。以朱元璋而論，某次，他與著名才子解縉一起在金水河中釣魚。半天也沒有釣到一條，朱元璋命解縉賦詩一首解悶，解縉應聲云：“數尺絲綸落水中，金鉤拋去永無蹤，凡魚不敢朝天子，萬歲君王只釣龍。”朱元璋聽了，得意洋洋。“凡魚不敢朝天子”，這不是十足的牛皮又是什么？而截然相反的是，誰對朱元璋說真話，誰就往往倒大霉，甚至被株連不已。例如，有次他“微行京城中”，聽到有位老婆婆在談話中呼他為“老頭兒”。這本來是實話，朱元璋不是小伙子嘛！但他聽后，勃然大怒，“即命籍沒民家甚眾。”真是冤哉枉也！

俄國作家契訶夫說過：“被昏蛋所稱贊，不如戰死在他手里。”魯迅對此慨乎之：“真是傷心而且悟道之言。”那些吹牛大王，有哪一個不是貨真價實的昏蛋？遺憾的是，從歷史上看，雖一代天驕的風流人物，能“悟”此“道”者，實在寥寥。這也是個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