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覺得當年康熙下令撤藩著實是走了一招險棋。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吳三桂的實力已經很大了，整個西南地區幾乎都是他的地盤，手下也是兵強馬壯，吳三桂一路北上所向披靡，要是他趁熱打鐵的話，康熙的處境實在的岌岌可危。可由于吳三桂的猶豫失去了戰機，令康熙反過來一舉殲滅了吳三桂。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十九，玄燁諭令，將吳三桂骸骨分發各省。

這種發泄仇恨的奇特做法，堪稱首創。如此高智商的皇帝，情急之下，做出這等沒水平的事情，只能證明他氣急敗壞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才出此下策。說白了，即使將其骸骨磨成齏粉，對死了四年之久的吳三桂，除了落一個笑柄外，又有什么意義呢？再說，將其骸骨分發各省，予以展示，更是匪夷所思。如此野蠻而且下作的報復手段，不但起不到儆戒作用，反而使人徒增反感。

他為什么非這樣做不可？因為這位皇帝差一點栽倒在吳三桂手下。

吳三桂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漢奸之一，如果他真贏了的話，我相信也沒有幾個中國人會高興的。但是，康熙有相當一段時期，被這個吳三桂逼到墻角，老百姓還是覺得很開心，因為這個漢奸居然弄得皇帝很丟臉。康熙當然知道漢人看他的笑話：你養了一條狗，你又惹了這條狗，這條狗轉過屁股來咬你，活該！所以，他恨這個吳三桂，恨到極點。

康熙有兩個想不到，一是想不到局促在云南一隅的吳三桂，揮師北上，來勢兇猛。廣西、四川、貴州、湖南、福建、廣東諸省響應，江西、陜西、甘肅等省波及，不知如何是好？二是更想不到八旗子弟兵，尤其不成器。“觀望逗留，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便安，或諉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未具，借端引日，坐失時機者。甚而干預公事，挾制有司，貪冒貨賄，占據利藪。更有多方漁色，購女鄰疆，顧戀私家，信使絡繹。尤可異者，玩寇殃民，攘奪焚掠，稍不如意，即指為叛逆。不知怎樣應對？”《清通鑒》記他在永興之戰失利以后，“憂心忡忡，現于詞色”。

雖然，他最后險勝了，但是，這是一道道最簡單的算術題，傻子也能算清這筆賬。吳三桂死時已七十四歲，這年玄燁剛二十五歲，兩人相差四十九，快五十歲，有足夠的時間等到他自然死亡后，肯定是樹倒猢猻散的局面。何必打八年仗，生靈涂炭，滿目瘡痍？然而，年輕氣盛不可一世的他，等不及。自以為是天縱過人的他，不能等。康熙的道理非常簡單，他也非常自信：朕八歲登基，十四歲親政，十六歲就不動聲色地拿下輔臣鰲拜，獨掌朝政大權。那么，朕二十歲了，還不撤除三藩，以去心腹之患，更待何時？

于是，此人信心滿滿，志在必得，因為先前有決策權的大臣，如鰲拜等，不是殺頭，就是打倒，再也無人阻擋，諫勸此事之不可為。后來剩下的大臣，如明珠等，都是馬屁精之流，只會順桿兒爬。玄燁遂在處置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位漢族藩王的策略上，改變多爾袞、順治、一直到鰲拜的利用之、收買之、尊崇之的同時，逐步削減之的手段。這班人未必喜歡這個為滿清王朝立下汗馬功勞的平西王，但是相信年齡不饒人是個絕對真理，相信時間最后可以擺平一切，也是客觀規律。

然而，康熙高估了自己，他以為能把擁有至高權力，如四輔臣，如鰲拜等統統拿下，吳三桂豈在話下？可他沒有仔細思量，鰲拜之流固然在朝廷里有黨羽，有耳目，可都在陛下的視線之內、掌控之中呀！而吳三桂卻遠在南疆，鞭長莫及，何況那是有地盤、有軍隊的實力派？現在，你一紙諭令，要他和他的部屬，撤出經營了十年之久的云南、貴州，再去駐防山海關，再去拓荒墾邊，分明是激其生變、促其反叛。

別看如今對康熙的吹捧，甚囂塵上，對盛世的渲染，離奇過分，其實，他不高明，至少在“撤藩”上，走了一步臭棋。在中國歷代王朝中，逼反功臣，引發內戰，是在建國三十年后，而且一打就是八年，只有康熙這個太自信的笨蛋，才能干得出來的糗事。其狂妄，其愚蠢，其冒險，可想而知。

結果，這場仗，打了八年，吳三桂差不多打下了長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其間，雙方進行過六次殊死決戰，吳軍勝四，清軍勝二，吳是占上風的。幾年的仗打下來，吳的總兵力為清軍的兩倍，無論數量和質量上，玄燁都不是吳的對手。因此，如果不是吳三桂病死，戰爭未必很快結束。既然戰爭還要進行下去，那么，他被吳三桂打敗的可能是存在著的。至少還要再打上若干年，才能定勝負，唯其如此，玄燁的贏，贏得有些忐忑。

“幸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逆賊遂爾蕩平。倘復再延數年，將若之何？”這是發自他內心的話，說明他“請得了神，而送不了神”的尷尬曾經使他六神無主過。

在中國歷史上，撤藩，是一種最高統治者不得不做，然而最好不做的危險游戲，因為涉及到地方利益，被剝奪者通常要進行反抗，而剝奪者也就必然要進行“反”反抗。于是，無論剝奪者成功也罷，被剝奪者不失敗也罷，雙方都沒有好果子吃，都得付出代價。公元前154年，漢景帝劉啟用晁錯計，削奪諸侯國部分土地，歸中央直接管理，吳王劉濞、楚王劉戊與其他五位侯王，以“清君側”的名義起兵反抗中央政府，史稱“七國之亂”。劉啟派太尉周亞夫、大將軍竇嬰率大軍鎮壓，歷時三月，叛亂平定。公元1399年，明惠帝朱允納齊泰、黃子澄削藩之策，是年7月，駐北京的燕王朱棣以誅齊、黃為名，舉兵反。這一仗打了四年，朱棣攻入南京，惠帝自焚，叔叔奪了侄兒的江山。唯有公元961年與969年的宋太祖趙匡胤的兩次“杯酒釋兵權”，算是一次成本極低的“削藩”行動。

看來，這位少年天子，此時仍屬于不學無術之流，并沒有從中國歷史上怎樣使尾大不掉的各路諸侯削權降格、使擁兵自重的地方軍閥解除武裝、使功高震主的開國元勛不再干政的事例中汲取教訓，而是一意孤行，非要逼吳三桂就范。結果，他自己也承認這場險勝，與失敗無異。“偽檄一傳，在在響應，八年之間，兵疲民困。”然而，掀起這場戰亂的這個主謀，并不責備自己，卻振振有詞地反問大家：

“憶爾時惟有莫洛、米思翰、明珠、蘇拜、塞克特等言應遷移，其余并未明言遷移吳三桂必致反叛。議事之人至今尚多，試問當日曾有言吳三桂必反者否？”（以上均見章開沅主編的《清通鑒》）聽聽，這等錯了不認賬，把責任都推給別人的口吻，多么無賴，又多么可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