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清初的文字獄是相當嚴酷的，而這些文字獄中相當一部分，恰恰與乾隆皇帝授命紀曉嵐編纂《四庫全書》同時。根據統(tǒng)計，乾隆一朝一共興起文字獄100多起，而在編纂《四庫全書》的期間，則發(fā)動了48起，幾乎占到了總數(shù)的一半。紀曉嵐幫著乾隆“閹割”中國的古書，最清楚滿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一方面眼見許多著作因為政治問題而被禁毀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聞目睹當代許多文人因言惹禍，或者丟掉官職，或者全家被株連的遭遇，他不能不對文字工作的危險性產生足夠的恐懼。因此，智商甚高的紀曉嵐只能選擇“鴕鳥政策”以自保，從此以后選擇謹慎為文之一途，或者干脆就什么也不敢寫了。

從另一方面分析，乾隆皇帝之所以選擇紀曉嵐這樣一個有聲望的漢族大知識分子來領銜編纂《四庫全書》，其中固然有滿族八旗當中盡皆“綠林大學”畢業(yè)，殺人是強項，“修文”則實在拿不出手的考量，但在其內心里恐怕也不能排除通過編纂《四庫全書》，讓這個漢族的大知識分子接受一次具體而形象的再“教育”的“小九九”。

因此，紀曉嵐看起來頗得圣寵，地位顯赫，但實際上可能也只是乾隆皇帝的一件小擺設而已。對此，乾隆皇帝并不隱瞞。據說，有一次，紀曉嵐為他的一位犯了罪的朋友尹壯圖求情，乾隆皇帝聞聽之下立即勃然大怒：“朕以你文學優(yōu)長，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yōu)蓄之，爾何妄談國事！”真是一句話驚醒懵懂人，這樣的一句“夫子自道”不可能不在紀曉嵐的心里留下難以揮去的陰影。

正是在這樣的一個極端殘酷的政治環(huán)境下，我們看到以紀曉嵐為代表的漢族最優(yōu)秀的腦袋，通過編纂《四庫全書》這項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極力對古人的著作進行全面的“閹割”;另一方面，在“閹割”古人的過程中，自己也被有意無意地實施了“精神自宮”手術。一些漢族的知識精英從此只能夠像紀曉嵐一樣，把超人的才情施之于說點笑話、弄個楹聯(lián)和挖苦同僚的范疇，斷然是不會再像其不遠的前輩黃宗羲、顧炎武等人一樣，胸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雄心壯志，潛心于獨立思考的著述事業(yè)了。

當時，由于清政府大興文字獄，大部分漢族知識分子都將精力傾注到了考證之學中，由此導致清朝的“小學”空前發(fā)達。紀曉嵐既然身處其間，當然也不能例外。在《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姑妄聽之》部分的序言中，他就坦承：“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閑。卷軸筆硯，自束發(fā)至今，無數(shù)十日相離也。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huán)繞如獺祭。三十以后，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恒徹夜構思。五十年后，領修秘籍，復折而講考證。”

這其實是一段多少有點辛酸的“自供狀”，它表明了紀曉嵐從事文化事業(yè)50年來的心理演變軌跡。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紀曉嵐在三十歲以后，也曾經有過“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恒徹夜構思”的慷慨激昂的階段。但自從開始受命領銜編纂《四庫全書》之后，這種夢想就完全破滅了，他又重新折回到了繁瑣而細致的考證之學里面，從此不再抱“名山事業(yè)”的非分之想，而是老老實實地去做他安穩(wěn)的“觀弈道人”的生活去了。紀曉嵐的這種選擇本身明確無誤地傳達出這樣一個無情的事實：他已經被乾隆皇帝成功地實施了“洗腦”，由一縷桀驁不馴的“游魂”，徹底變成了一名即使是在寫一部談鬼論怪的雜記時，也念念不忘“有益于勸懲”的“衛(wèi)道士”角色。

但紀曉嵐畢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他的絕世的聰明才智和旺盛的創(chuàng)造欲望被壓抑后，必然會尋求一個新的發(fā)泄渠道，這就是心理學上所說的“移情效應”。在這一點上，紀曉嵐和魏晉時期司馬氏強權統(tǒng)治下許多被壓抑久了的先輩知識分子一樣，于日常生活中尋覓到的一個發(fā)泄渠道就是：食和性。

而且，必須強調的一點是，征諸歷史，像紀曉嵐一樣被實施了“精神閹割”的文人，通常其肉體上的欲望往往是超乎常規(guī)的發(fā)達。而與之相反的是，那些像司馬遷一樣被“閹割了肉體”的知識分子，則剛好在精神上呈現(xiàn)出旺盛的創(chuàng)造力量。這兩者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是相輔相成的，它們同時印證了這樣一條生物學法則：身體的某一方面被壓抑，另一方面就會出奇地發(fā)達。

我們看到的紀曉嵐正是這樣的一個精神上極端萎縮、生理上極端膨脹的生動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