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十四年(1449年)是改寫明朝歷史的驚魂之年。當年七月，明英宗不顧群臣反對，親率數十萬大軍匆忙出征瓦剌，屢遭敗績，最終導致“土木堡之變”。八月十五日，明英宗被抓了俘虜，隨行的一百余名大臣遇難。八月十七日，噩耗傳來，京師戒嚴，舉國震驚，人心惶惶。負責“居守”的郕王朱祁鈺不知所措，于是派太監(jiān)金英、興安召眾臣前來商議下一步怎么辦。這時，平日喜歡天文地理的侍講徐珵大放厥詞，“驗之星象，稽之歷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認為只有遷都南京，才能順應天命，化險為夷。

徐珵的話，立刻引起眾人議論。禮部尚書胡瀠說，“文皇定陵于此，示子孫不拔之計”，認為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并在此長眠，就是希望后世子孫在此扎根。胡瀠的意思，有些模棱兩可。這時，兵部左侍郎于謙厲聲說，“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于謙這番話斬釘截鐵，不僅闡述了為何不能南遷，還表明了斬殺南遷提議者的鮮明態(tài)度。

后來，郕王決定不遷都，并任命于謙為兵部尚書，治軍抗戰(zhàn)。一句“言南遷者，可斬也”，讓之前并不怎么顯眼的于謙大放光彩，展露鋒芒，其咬定京師不動搖的決心，誓死保衛(wèi)京師的勇氣，以及對逃跑主義者的不屑和憤恨，名垂千古。其實，在于謙說這話的同時，還有一個人說了幾乎相同的話，對于謙堅守北京、抗擊瓦剌的愛國主張予以聲援，這個人就是興安，也是一個太監(jiān)。

興安生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早年入宮，明英宗即位后得到青睞，正統九年(1444年)晉升為司禮秉筆太監(jiān)。當時，在他之上，還有王振和金英。“土木堡之變”時，王振死于亂軍，興安成了地位僅次于金英的太監(jiān)。郕王召眾臣商議國事時，興安和金英也在場。據《明史·宦官列傳》載，徐珵提出遷都時，“安叱之，令扶珵出，大言曰：敢言遷者斬！”這五個字，簡短明了，落地有坑，聲震房瓦，其口氣不次于于謙，甚至比于謙的話更有震撼力。

關于怒斥徐珵，《明史》中對于謙的表現言之鑿鑿，但對興安的表現記載模糊。《明史·徐有貞傳》稱，徐珵提出南遷時，“太監(jiān)金英叱之”。《明史·宦官列傳》稱，徐珵提出南遷時，“安叱之”;又稱“或曰叱珵者，英也”。

怒斥徐珵的太監(jiān)到底是金英，還是興安？筆者認為是興安。首先，金英此人貪戀權勢，心胸狹窄，且在次年便因犯贓罪“下獄論死”，在國家危難時刻，說他當廷怒斥徐珵，從其一貫表現來看讓人生疑;其次，《明史·徐有貞傳》中所載金英“叱之”的事跡只是金英的別傳，不足為信，而《明史·宦官列傳》也就是所謂正傳中，只有“或曰叱珵者，英也”的存疑記載和模糊說法，而對興安怒斥徐珵之事卻記載得非常生動、鮮活、翔實。所以，怒斥徐珵的太監(jiān)是興安。

興安和于謙的怒斥，嚴重打擊了徐珵，此后，徐珵夾起尾巴，藏匿行跡，改名徐有貞。能跟于謙說出幾乎同樣的話，且慷慨激昂，鏗鏘有力，筆者從心底敬佩興安這個了不起的太監(jiān)。于謙愛國護民，克己奉公，擔任兵部尚書八年，“家無余資”;興安也是個“有廉操”的正直之人。在這方面，二人可謂惺惺相惜。

當年九月初六日，郕王即位，是為明代宗，年號景泰。鑒于興安的正直和大義，明代宗把興安視為心腹，“獨任安”。景泰朝八年，于謙因為過于正直，得罪了不少人，讒言不斷，興安“知于謙賢，力護之”，在明代宗跟前處處維護于謙。興安給于謙說過不少好話，如“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即彼去，令朝廷何處更得此人？”又如“為國分憂如于公者，寧有二人！”興安認為，像于謙這樣奉公憂國之人，天下找不出第二個來。于謙能夠在兵部從容地拋灑心血為國效力，身在內廷的興安功不可沒。

明英宗歸國時，興安“敕書不及迎上皇”，表示由衷歡迎;明英宗被軟禁南宮后，興安也悄悄地給予了一些生活上的幫助。明英宗復辟后，瘋狂清算報復，特別是對明代宗身邊之人恨之入骨，先殺于謙，后“磔景帝所用太監(jiān)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中官坐誅者甚眾，安僅獲免”。天順三年(1521年)，興安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興安信佛，臨終時“遺命舂骨為灰，以供浮屠”。興安的尸骨雖然化為灰燼，但他那怒斥徐珵的五個字“敢言遷者斬！”卻永載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