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是個好地方，有很多好漢曾經向往著能夠到那兒去，就像阮氏兄弟說的那樣，哪怕是快活一日也好。更有的人想去，只是擔心人家不容納，這就是王倫當政時期。還有的人是早想上山，只是苦于沒有人引薦。但是，事物的多樣性給了人們認識上的復雜，也給這個世界以多彩，好漢們有些也曾經不愿意上梁山，盡管他們上山后立刻就會有一個很好的位置，也就是山寨中所說的交椅。比如說宋江，他知道晁蓋已經在山上當上了大頭領，可是他逃亡卻沒有上梁山。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在他發配江州服刑時，晁蓋派出四路人馬，苦苦勸他上山，可是他寧可選擇坐牢，也不愿意留在梁山。還有武松，第一次殺了潘金蓮和西門慶，在押解途中是有機會上二龍山的(和梁山一樣的山頭)，但是他也沒去。尤其是那個朱仝，他在私放雷橫時，很清楚地知道，他是要坐牢的，但是他寧可選擇坐牢，也不上梁山。同時他也清楚地知道，晁蓋、宋江都在山上，而梁山泊就在身邊。還有那個楊志，人家留他在梁山當個頭領，他當時不留下也就罷了，畢竟還有一個官復原職的希望在那兒嘛！但是，當他殺了牛二，他仍然選擇到官府自首，也就是說，自首最好的結局也就是一個流放，成為一個“賊配軍”，可是他還是要這樣干。為什么他不像武松一樣，留下一個“殺人者楊志”然后上梁山呢？難道說，對于有錢人，監獄真是一個“好地方”嗎？

坐牢一般分為兩種情況，一是惹上官司后在當地的縣、州所設的監獄內等候宣判，相當于在現在的看守所內羈押;二是判決后在流放地的牢城里服刑，一旦國家有事可以作為士兵上陣，相當于現在的勞動改造。這第一種情況，由于封建社會的問案實行的是“有罪推定”，所以，只要因官司到了堂上，就已經成了罪犯，先問，不招供就打，“屈打成招”也是“有效”證據。比如說柴進，因為叔叔的宅院被殷天錫強占，他去后，又和殷天錫發生了爭執，李逵一怒之下打死了殷天錫，由此惹上了官司。李逵走了，柴進被捉拿到州衙，知府高廉只問到第三局話就是：“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與我打這廝！”當柴進報出自己是先朝皇室嫡派子孫，有太祖的逝書鐵卷，只是放在家里的時候，高廉反而說：“左右腕頭加力，好生痛打！”

問完了官司，不管是招還是不招，都要帶著枷鎖下到牢里，罪行重的帶的枷鎖重一些，相反就輕一些。如果當庭招供，還要再打“殺威棒”，數量不一，不招供，等下一次開堂再問再打。在這個階段的時限是六十日，期滿判決，定案后再打殺威棒，然后發往發配地。這六十日牢房里的生活，飯食是要自己供應的，不是說牢房里不給飯吃，而是牢房里的飯根本就不夠吃或者是沒法吃。就像魯智深，打死了鎮關西以后，馬上想到的就是：“灑家須吃官司，又沒有人送飯，不如及早撒開。”同樣的，盧俊義坐牢，家產已經被李固霸占，燕青只好要飯給他送到牢里。

判決后到流放地的服刑，稱作是牢城。到了這兒，要先打一百殺威棒，這是太祖趙匡胤定下的規矩。趙匡胤為了防止武將像他一樣篡位當皇帝，收了武將的兵權，也給了官員一些優待，一般的犯罪不殺就是這種優待的體現。不過，這一百殺威棒在執行起來差別甚大，不用說打一百下，十下二十下打廢一個人，五十下打死都不成為問題。所以，在這兒就出現了“有錢能使鬼推磨”的問題，使上錢，這番殺威棒就免了。既然殺威棒都可以不打，那土牢當然也不用去坐了。牢城相當于現在的勞改，不同的是他們可以成為士兵上陣打仗，所以，和牢城平行的一個單位就是兵營，長官叫做團練使。沒有仗打的和平時期，囚徒也可以做一些雜役，比如朱仝，也因為長得好看，就給知府家看孩子。施恩的父親是個管營，他就可以經常調撥一些囚徒到快活林里去。當然，能夠自己獨立管轄一些事情是再好不過的事情，不過，這要具備一定的機緣和條件，比如說林沖之前的那個老軍，有可能是服刑時間太長，已經沒有了家的聯系。

當然，在這種地方有錢和沒有錢是有著天壤之別的，比如說宋江，他在江州牢城里使錢像下雨，那日子當然過得愜意，不僅不用吃牢飯出雜役，還可以觀景游玩請客交友。

表面看來，有錢人坐牢，遠離了矛盾的紛爭，放下了事務的煩擾，看似像是出了一趟差，或者是出外旅游一趟，實際情況真是如此嗎？畢竟，再怎么與眾不同也是坐牢，“畫地為牢”人都不愿意進去站著，何況是真的牢房！別說是坐牢，就一般人的感受，打官司都不是人情所愿。就《水滸傳》里的官司來說，大部分都是和錢聯系在一起，大大小小的官司，就是多多少少的錢，判決之前，首先拼的是錢。只不過，有錢人覺得“有錢能使鬼推磨”，做事過于任性罷了。盡管如此，任性歸任性，打官司卻不是他們所愿。尤其是成為罪犯坐牢，總有些世事人情不看好的問題。

首先是沒收財產，尤其是官員，就像宋江，老父親要先把他出籍，就是和他斷絕父子關系。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宋江牽涉官司的時候，家庭財產不受牽扯。

其次是尊嚴，人一旦成了罪犯，也就沒有了常人的尊嚴。就像歷史上那個周勃，有人告發他謀反，皇帝把他下獄，看守他的獄吏就來欺凌侮辱他。他出獄后發出感嘆，我可是曾經統領過百萬大軍的人吶！實際上，《水滸傳》里的情況也是如此，林沖、宋江都是這樣。林沖一時間拿錢慢了一點，那個差撥馬上就把他罵了一個狗頭淋血;戴宗對宋江說得好，像他們這種“賊配軍”，在監獄管理者面前，“輕咳嗽都是罪過”，這些人想弄死他們，“就好比是拍死一只蒼蠅”。有錢人雖然不至于到這種地步，但原有的爵位肯定要被剝奪，隨之而來的是等級的大降，見了差撥一類的官員就必須跪拜，這種尊嚴絕對是錢買不來的。尤其是在押解途中，臉上帶著一個金印，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人也可以罵上一句“賊配軍”！不是說花了錢可以把枷鎖除去嗎？這也不假，但這是有條件的，在人煙鬧市，枷鎖是必須戴的，就像林沖，在柴進莊上和洪教頭比武，就是帶著枷鎖。還有在交接過程中，也必須是戴著枷鎖，比如說朱仝。用宋江的話說，這是朝廷的法度，壞不得！臉上帶著金印，時不時的要戴著枷鎖出現在人面前，見著一個不入流的小官就要下跪，有誰會愿意當這樣的罪犯？

更重要的是內心的感受，那番煎熬不是他人所能感受得到。比如說宋江，在江州牢城日子過得是多么的愜意！直接管理監獄的戴宗好像一個小跟班，又有李逵這樣心甘情愿為他去死的“保鏢”，外面又結識了一大幫江州哥們兒，可真是風光無限。但是，當他一個人獨處的時候，仍然是“感恨傷懷”，不由得“潸然淚下”，為什么？就是一旦做了罪犯，不但不能光宗耀祖，還會辱沒祖宗，連累子孫，“連家中老父和兄弟”也見不得了。正因為對前途徹底喪失了信心，這才酒后不計后果，寫下了反詩。最后，即便僅僅是為了錢，誰又會沒事拿著錢向那個地方扔？所以說，有錢人坐牢，絕對不會是像換個地方休憩幾天那般輕松。

梁山泊大秤分金銀，開口皆兄弟，干的是仁義之事，活一個瀟瀟灑灑，任誰怎么說，肯定要比監獄舒坦很多。但問題是，有的人為什么寧可當囚犯，也不愿意上梁山泊去快活呢？比如說宋江，他對寨主晁蓋有恩，晁蓋一心想讓他上山，不惜放出四路人馬把他截住邀他上山，但他就是不上，還說除非是死，否則就得讓他去江州。朱仝曾經對晁蓋、宋江都有恩情，吳用和雷橫前去請他，剛說上山之事，朱仝就說了惱怒的話，“休在此間惹口面不好”。尤其是那個楊志，王倫曾經邀請過他在山上留下，他那個時候不肯，是還有想法要“官復原職”。可是他殺了牛二以后，能不能活命尚且不知，因為他是“累犯”，可是他仍然選擇了投案而不去上梁山。

究竟是什么原因讓他們做出這種選擇呢？根本原因，就是坐牢是一個人的行為，是有期限的，是讓人有指望重返正常社會的一個去處;而上梁山則不同，它會牽扯到一個家庭甚至是一個家族，是既無期限又不敢指望能夠回歸主流社會的行為。

具體說，坐牢吃苦也好，喪失尊嚴也罷，畢竟是一個人自作自受，對父母的連累只是財物、名聲和情感方面的，并不會涉及到人身。就像宋江，事情一旦不那么緊了，弟弟宋清就可以回家了。宋清回家，官府并沒有把他緝拿歸案，就是這案子弄清楚只是宋江一人所為，與宋清并無瓜葛。而上梁山則不同，全家人甚至全族人都會受牽連，這就是很多將領想投降又猶豫的地方，他們有家。有一些征剿梁山泊的將領，他們損失了朝廷許多兵馬，回去肯定是吃官司，罷官坐牢是最輕的處罰，即便這樣，他們也不肯投降，原因正在于此。對于梁山將領，作者一定要交待他有沒有家人，有家人的是怎么處理的，就是說這上梁山和一般的吃官司不一樣。有兩個人看似例外，一個是林沖娘子，另一個是李逵哥哥。實際上，這種看似例外的情況作者也做了解釋，林沖娘子已經被林沖寫下休書休了;李逵的哥哥領著人前來捉拿李逵，等于說是“大義滅親”和李逵劃清了界限，又有立功表現，是官府不再追究的范疇。

坐牢是有可能回歸正常社會的，最常見的是遇到大赦。宋江就是遇到大赦罪過減了一等，所以不用抵命，只判了一個流放。像朱仝這種自身沒有命案的罪行，就更輕一些，用他的話說就是，掙扎個“一年半載”，就可以還鄉“復為良民”。有的人如果本事大一些，運氣好一些，馬上就可以當官，就像楊志。而上梁山則不同，這是一種“遇赦不宥”的罪行，不可能再回到主流社會當中來。不是說還有一個招安嗎？實際上，這種情況在現實中很少發生，即便是在《水滸傳》書中所反映的情況來看，宋江招安的過程，比他經歷過的任何一次事件和戰斗都要驚險復雜，并不是哪一個山頭隨便就可以想讓人招安就能招安的。當然了，《水滸傳》當中有幾個人毫不猶豫就上了梁山，如雷橫，但那是馬上面臨著死亡，只能是先保命，然后再想辦法的事情，和我們以上所說的自己可以做出選擇是不同的。